首页/热点问题/中国苏联与蒙古问题

中国-苏联和外蒙古问题

    历史上蒙古是用不同的方式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伟大的邻国建立关系的。

    俄罗斯和中国承担了蒙古自治状态保护人的角色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们的帝国统治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亚洲和东欧广大领土整整一个时代。俄国的大公们向蒙古的汗们纳贡了200年。中国出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下几乎一个世纪（1280—1379）年。17世纪，在长期的封建主内讧之后，蒙古被中国征服，这时，中国处于另一个民族—满族建立的清朝的统治下，蒙古人民多次奋起反抗清朝统治，但一直到1911年中国爆发了反满革命时，蒙古人才得以宣布自己国家的分离。1915年，中国同意签订中、俄、蒙三方协定，其结果是蒙古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而俄罗斯和中国则承担蒙古自治状态保护人的角色，同时剥夺了蒙古与外国就政治和领土问题签订条约的权利。

    1919年，中国将军徐树铮在蒙古设立执法队，并在蒙古建立了军事专政。苏维埃政权立刻向中国的军阀发出挑战。1921年，蒙古游击队在苏联红军的鼎力支援下进入乌兰巴托，完成了“人民革命”，再次宣布建立独立国家。

    1921年11月5日，苏维埃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蒙古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与此同时，苏联千方百计努力不与中国对蒙古领土的归属问题发生争吵。1923年1月，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越飞和中国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签署了公报。在公报中，越飞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宣布放弃“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诱惑外蒙脱离中国的打算。这些许诺的代价是越飞成功地得到国民党同意部分红军进驻蒙古，同时还满足了北方反动军官们的民族主义野心。

    与北京中央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结果是1924年5月签订了《中苏协定》，协定中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外蒙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并尊重中国在那里的主权。”可是苏联却极力频繁制造与1924年6月宣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相关的事端，迫使中苏关系走进了死胡同。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叶，蒙古人民共和国表面上自治，但实际上却在坚定地执行苏联的对外政治战略方针。

    30年代中叶，战争的威胁笼罩了整个世界，共产国际及其联共（布）的领导小组着手建立共产党与所有反对侵略力量——西方的法西斯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所有党派和团体的统一战线。当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苏联政府担心日军会集结在远东毗邻苏联的边界，所以命令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博戈莫洛夫于1935年夏天与中国政府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以此达到不让国民党卷入反共力量阵营中去，并尽可能地把国民党引到与日本扩张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道路上。

    蒋介石也理解中苏利益的共同性，因此找借口与博戈莫洛夫会晤。与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会晤时，蒋介石对博戈莫洛夫声明的反应很强烈，他表示：“有这样的能够切实促进中苏之间真诚关系的协定，那么远东的和平就有了保障。”他接着补充说：“我们两国如果有威胁，那么这种威胁是来自一个来源。”蒋介石同意协定，并希望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签订的宣言成为中苏关系的基础。同时他希望如果苏联领导能更加坚定、彻底地放弃单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就更好了，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蒋介石对他与中共的分裂表示遗憾，因为中共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己任。他还补充说，很高兴听到“苏联同情中国的统一......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很弱小”的话，以及苏联全权代表的回答：“......缺少政治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

    时间在流逝，苏联政府非常担心日本会偷袭蒙古，因而在1936年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互助协定》。1936年3月2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的信中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协定的宗旨：“乌兰巴托协定是我们制止日本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新的环节。现在日本当然不会怀疑如果它侵略蒙古就会导致与苏联的战争。”

    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声明：“如果日本决定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胆敢破坏蒙古的独立，我们必将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会像1921年曾经帮助过蒙古那样来帮助它。”作为对这些悍然的外交行动的回答，1936年4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发表了严整抗议。张群引证了1924年《中苏协定》的条款，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承认外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因而外国就不能与蒙古签订协定或条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于1936年4月8日声称这一抗议“没有根据”，因为无论是签订协议这一事实，还是协定的某些内容都不允许也不包括苏联对中国或蒙古存有任何领土上的要求。

    李特维诺夫重申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继续有效，“至于与中国自治部分签订协定的形式上的权利问题，那么需要充分地提请注意，苏联政府1924年9月20日在奉天与三个东部省份的政府签订协定就不曾引起中华民国的任何抗议。”

    口头上承认蒙古自治的同时，苏联、蒙古的领导人却始终在说“独立的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满国家的“两种状态”，一味地拿这做借口。193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A.Amop）在给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的照会中正式声明：“虽然1924年中苏签订了协定，其中有与蒙古相关的条款，这一协定关系到中苏之间的协议，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永远也不会承认它......所以假如将来哪一个国家产生了与该协定相关的什么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保留不承认这一协定的权利。”

    与此同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工作缓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斯大林为了表示自己对南京政府的友好态度，采取措施和平解决了差点让蒋介石丧命的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然后催促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多年居住苏联后启程回国。 

    蒋介石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如此豁达的姿态，直接授权自己的外交官们把中苏谈判进行到底。中国方面建议苏联方面提交自己的条约草案，提出在这一草案中必须指出中国对于外蒙的立场，并着重强调要苏联放弃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这一条款。国民党关于蒙古问题的条款是：“条约将不会造成任何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情形。”苏联满足了中国对蒙古问题的请求，在1937年条约的相应条款中确认：“本条约的义务不能解释为可以破坏或修改在本条约生效之前双方高层签署或签订的双方或多方的条约或协议中双方高层所达成协定的权利和义务。”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接着就向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牺牲品的中国提供了帮助。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接着又发表了宣言，声称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事件导致了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前夕为自己和远东边界提供完全保障。

   中国公众把苏联的政策看作是“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是对盟国义务的“背叛”。1941年4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第三国所为的破坏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无效。”

   斯大林说：“我需要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考虑。”

   1942年初，中国政府制定了消除蒙古独立的方案，把蒙古看作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自治区。

   由于世界大战战线上事务频繁，蒙古问题在中苏关系中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随着西线战事的结束，美军准备在日本登陆的时候，蒙古问题又原封不动地被提了出来。这时美国和英国请求苏联参加消灭远东的日军的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的帮助将会减少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损失。于是苏联就有了因为与日本开战而可以提出一定要求的可能性。苏联希望自己的英美盟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些要求。

   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与美国大使哈里曼交谈时列具了关于战后远东地区安排的一些初步的建议，其中谈到了蒙古独立的问题。斯大林陈述得非常明确：“保持原状就意味着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斯大林非常明确地告诉罗斯福：假如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和莫洛托夫将很难向苏联人民作出解释：为什么俄罗斯要参加这场对日本的战争。假如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人民就会理解一切是为了他们的国家的利益，最高苏维埃就容易解释清楚这样的决议。因为斯大林的坚持，《雅尔塔协议》的最后文本规定了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政治条件。

    1945年2月11日，反希特勒集团的成员极其秘密地签署了《雅尔塔协议》，协议的第一条就明确地规定了“维护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原状”。因为清楚这一协议涉及到蒙古问题，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所以罗斯福根据斯大林的劝告承担起说服中国领导人的使命。

    1945年6月底，鉴于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团赴莫斯科解决与签订1945年《中苏条约》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与执行没有中国这一大国参加签字的《雅尔塔协议》关于蒙古问题的条件相关的事务，还将讨论研究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存在而导致复杂化了的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

    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有在谈判过程中接替宋子文的信任外长王世杰，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和国民党的一批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

    在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几次会晤，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如何理解《雅尔塔协议》中规定的“外蒙原状”的问题成为这几次会晤激烈辩论、最终导致谈判破裂的焦点。

    还在1945年3月，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请求美国总统对他如何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原状”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3月12日，魏道明向蒋介石报告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结果：“罗斯福的意见是外蒙的”原状“就意味着它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原状”问题出现的分歧反映了与悬而未决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两种状态问题相关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在1924年、1937年的协定中，苏联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按照苏、蒙领导人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主体。这种重大的异读立刻就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反映出来。

    谈判一开始，根据保存在台湾总统档案中的蒋经国的笔记来看，“斯大林很傲慢地、粗暴地把一个东西摔向宋子文，还说：‘您看见没看见这个？’宋子文清楚这是《雅尔塔协议》：‘我只是大概知道这个协议。’斯大林提高了嗓音，对宋子文说：‘您可以讨论问题，但在谈判时必须以这个文件为基本的依据。罗斯福在上面签了字的。’”

    在蒙古问题上碰上了斯大林强硬的立场，中国代表团开始坚决请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解释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7月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电报中对哈里曼的询问作了如下的回答：“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原状这一条款。”

    他接着说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作出正式的诠释，贝尔纳斯本人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告知了美国大使：“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

    隔一天之后，即1945年7月6日，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向国务卿通报了与蒋介石会谈的情况，会谈中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对“原状”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认为：‘原状’就意味着正如1924年5月31日《中苏协定》中所记载的那样，‘苏联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尊重中国在外蒙的主权’。”

    宋子文企图说服斯大林对蒙古问题作出让步的一切尝试都没有结果，虽然在1945年7月2日他向斯大林直接声明：“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假如承认外蒙独立，它都保不住政权......假如外蒙问题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只能导致谈判破裂。”这时，因为对《雅尔塔协议》文本中蒙古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谈判被迫走进了死胡同。蒋经国收到父亲的电报，蒋介石让他以私人身份与斯大林谈判，向斯大林讲清楚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原因和动机。他执行父亲的意志，与斯大林进行了会晤。

   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问他：“为什么您这么固执，不肯对外蒙独立的问题作出让步？”

   蒋经国说：“您应该知道中国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7年的抗战。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被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收回。我们丢失的所有领土都在我们敌人的手中。丢失这么多的领土不就意味着失去了抗战的意义了么？当然我们的人民将不能饶恕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会把我们称作为‘出卖国家领土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将会奋起反抗政府，那时我们将无法进行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把外蒙转交给俄罗斯。”

   斯大林说：“您的话哟不少道理，我能理解这一点。可是您应该明白：今天不是我请求您提供帮助，是您在请求我的帮助。假如您的国家有实力，你们能够自己粉碎日本人，那么，我，当然无权提出要求。今天你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因此您现在说的是废话。”

    蒋经国说：“为什么您一定坚持要让外蒙独立呢？虽然它的面积很大，但人口稀少，通讯不便，那里任何奇迹都不会产生。”

    斯大林说：“我跟您说实话。我需要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考虑。”他扯过一张地图，指着地图，继续说：“如果某种军事力量从蒙古侵犯苏联，那么西伯利亚大干线就会被切断，那样俄罗斯就完了。”

    蒋经国说：“现在您用不着特别担心军事问题。假如您参加对日本作战，那么日本溃败后它就不可能再生，它就没有力量去侵占外蒙，并把它变成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了。对从蒙古进攻苏联表示担心，除了日本的威胁外，只剩下中国的威胁，而中国已经和您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您说25年（条约的有效期），我们还可以追加5年。30年内中国无法进攻你们。而且很显然，即便中国想去进攻你们，我们暂时也没有进攻的实力。”

   斯大林说：“您说的不对。第一，您说当日本被粉碎之后它就无法重新占据外蒙侵略俄罗斯。一旦时机成熟了，它就会动手的，当然不是总能这样做。假如日本遭到失败，那么日本民族也会重新复生的。”

   蒋经国问：“为什么？”

   斯大林回答说：“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可以摧毁，只有民族的力量，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的力量，您是无法摧毁的。”

   蒋经国说：“德国投降了。您占领了它的一部分。德国又会重新复活了吗？”

   斯大林回答说：“当然，会复活的。”

   蒋经国说：“即便日本会复活，它也不会这么快的就发生。若干年的时间您用不着为对付日本作军事准备。”

    斯大林说：“或早或晚，但最终它是要复活的。假如日本转归美国控制，那么5年之后它就会复活。”

    蒋经国问：“转归美国控制，5年后就会复活；那么假如转归苏联控制，什么时候才会复活呢？”

    斯大林回答说：“假如由我们来控制，那么不会超过5年。”最后斯大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交还蒙古是不可能的。”接着谈话时他向蒋经国声明：“我跟您谈话，不是把您作为一名外交官来跟您谈的，所以我可以告诉您，条约是个不可靠的东西。您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您说中国不具备实力侵略俄罗斯。但是只要你们中国统一起来，那么在国际事务中你们的进步会比谁都迅速。”

    这时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好象在讲“推心置腹”的话：苏联因为担心中国强盛，因而想占据蒙古，按照蒋经国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想要的目标会不择手段来实现。最后斯大林告诉蒋经国：“您说中国和日本没有力量侵占外蒙并接着同俄罗斯开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第三种力量将会期盼事物的这种转折。”在回答蒋经国这是否指的是美国这一疑问时，斯大林说：“当然。”

    因为谈判最终需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就为在两个领国相互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心智较量和特有的外交“买卖”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如条约的最终文本中所记载的，苏联政府宣布：“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并重新“确认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完整”，表示自己准备“用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向中国提供道德支援和帮助”。并特意规定，这些帮助和支持将完全提供给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中国代表团把这声明看作是苏联放弃了单向支持中共的政策，中国代表团承认蒙古进行国家分离的权利。1945年8月14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那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一份专门的照会中规定：“中国政府宣布，在日本溃败之后，假如外蒙人民的全民投票确认这种意向，那么中国政府承认外蒙按它现有的边界独立。”

    蒙古于1945年10月30日举行了全民投票，蒙古人民一致（100%）呼吁国家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国立法院承认蒙古独立。1946年2月13日举行了中蒙缔结外交关系协定的签字仪式。似乎斗争到此就结束了，虽然中国的政界和大众还长期纠缠蒙古问题，似乎蒙古是因为各大国在雅尔塔背着中国用秘密勾结的方法夺走的，或者是用超出《雅尔塔协议》范围的办法夺走的。

    1947年7月，蒙古问题再次被提出来

    这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中国建立新政权后签订中苏条约的问题。刘少奇这时声明：“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新的中国政府将接受这一条约，这对中国人民、苏联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他同时强调蒙古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准备承认、接受并进一步执行所有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的条约，比如联合国地位、《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他提出了未来同盟协议的三种可能方案——中国的新政府将宣布将完全接受这份（1945年）条约；本着条约原本的精神双方将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新形势的基础上作某些修辞和内容上的修改；最后，双方代表将交换照会：该条约暂时照原样保留，但他们准备在相应适当的时候重新研究这一条约。这里，刘少奇推测存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进行修改的可能性。

    刘少奇提请斯大林注意某些民主党派人士、大学生和工人们又重新提出关于蒙古独立问题，他继续解释：“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问题我们曾经说过，蒙古人民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要求独立，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的独立。然而，假如蒙古人民共和国渴望和中国联合，那么我们将欢迎他们这样的渴望。”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刘少奇没有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只用了不定式——“应该承认”，他让对方明白，中国不反对蒙古回到中国的怀抱。他把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裁决留给了美穗子，1949年底毛泽东将访问莫斯科。

    已经到了莫斯科的毛泽东决定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的条约。1950年1月3日，他打电话给北京的周恩来：“反击日本及其盟国的可能的侵略，并承认蒙古——这是新条约的基本精神”。文本中没有中国承认蒙古独立的条款，但在中苏关于签订条约的公报中规定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交换照会。

    照会中两国政府确认1945年公民投票的结果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完全可保障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很显然，毛泽东想象过其他的签署公报的方案。1月2日，也就是刚开始谈判的时候，他向北京通报了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谈话内容，他写道，他曾建议只发一份简单的公报，公报上写上下列内容：“双方仅就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对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双方涉及了条约的详细的内容，推迟若干年再实际研究这些问题。”

    蒙古问题想必就属于被推迟的问题。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们谈话的片断就是一个佐证：“雅尔塔会议赋予了外蒙名义上的独立，但是只是把它从中国分出去了，可实际上它是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我们曾提过是否可以交换中国的外蒙这一问题。他们说不行。1954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他们说过这个意见。”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邓小平提醒对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美国、英国和苏联在雅尔塔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给中国的利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同时强调指出，谈这一事实是为了“让苏联的同志知道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在‘过去’我们很担心，因此需要对‘历史的过去’作总结”。关于中蒙关系，邓小平强调说：两国之间早就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签订了各种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国界已经作了标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