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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树铮的背影

　　

一

1925年12月30日凌晨一时，徐树铮在河北廊坊车站被一群士兵拉下火车，押往站外枪杀。

1926年4月20日下午，下台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乘火车出京前往天津。据曾宗鉴笔记：专车开出一小时后，段走进随从人员乘坐的车厢，问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徐字）被杀，是在站内还是站外？” 及至廊坊，段开窗而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言，老泪盈眶，掩面入卧。

又过了若干年，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义在台北见到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告诉他说，爷爷死前曾留下话，以后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要摆上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段昌义说，从那以后，段家每年都是这样做。

这是一件让段祺瑞余下十年中追悔莫及的事情。当时徐树铮去车站后，段祺瑞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后悔就在于他没有亲自去追回徐树铮，仅让人持纸条赶往车站，以为他看后就会回来，没想到徐树铮一笑置之。

段祺瑞与徐树铮，且不论他们的道德人品，功过是非，只看二人之间相互的信任与忠诚，在北洋军阀统治年代的乌烟瘴气之中，竟成了一段佳话。

徐树铮之被杀，起因于1918年他擅杀陆建章，此事我最早是在周劭的文章中看到：

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袁世凯不喜欢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的跋扈，多次要撤他的职，徐认为是袁听了陆的谗言所致，怀恨于心。袁一死，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徐大权在握，便把陆抓来不加审判便处死刑。

哪知陆有一位外甥，便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时隔十年，冯驻扎京畿，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投奔表兄做事。徐被通缉流亡国外，到1925年段祺瑞成为相当国家元首的执政，徐当然大模大样回国。不料在谒段之后南归，专车过廊坊车站，正入冯的防区。陆承武在专车上抓获徐树铮，也不加审问，立即枪决。据说此事是取得冯玉祥同意后执行。

周劭（黎庵）先生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接贤士大夫，逊清遗老，叨陪之际，多闻绪论” ，是著名的掌故学家。但这一段叙述与事实出入颇多，真可以说是“硬伤累累” 。首先时隔“十年” ，应是“七年” 。其次徐树铮的“被通缉流亡国外”也不实，之前他倒是被通缉，但段祺瑞当上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以“考察欧美日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受段祺瑞的委派而去。八个月时间里周游十余国，所到之处，各国纷纷以中国二号人物的规格接待，元首首脑均出面会见，实在风光得很。第三，徐树铮杀陆建章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其中牵涉到皖系与直系的矛盾以及对南方的战与和的问题，此不赘述。第四，陆承武为父报仇的说法，恰恰是冯玉祥的安排。杀徐树铮的是冯玉祥手下大将张之江的卫队。徐树铮的专车快到廊坊时，冯玉祥曾有过犹豫，他的亲信鹿钟麟劝他说：“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冯才下了决心，命张之江执行。张一听也吓了一跳，说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钟麟说这是命令，张这才派卫队前去车站拦截。

张之江信奉基督，心肠较软，当时冯部曾有人要把徐的随从一起杀掉，被他力争得免，审讯画押照相之后，全部发路费放行。鹿钟麟却是行事果断，一年前限期三天将溥仪赶出故宫的便是此人。溥仪要求宽限至十天，说清室上下数千人口，加上行李细软，三天如何搬得完。鹿钟麟毫不通融，说期限一过，皇上还不走，景山上支起大炮立马就朝紫禁城轰。结果溥仪的动作比谁都快。

徐树铮被杀当晚，冯玉祥鹿钟麟商定连夜命陆承武赶往廊坊，造成为父报仇的假象。陆承武早上七时从天津赶到，对被拘押的徐的随员说：徐树铮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我今天要杀他以报父仇。此时他还不知徐树铮已被杀六小时了。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死讯，放声大哭，明知是冯玉祥做的手脚，偏偏被“为父报仇”一说弄得抓不住把柄。不想数十年后，这假象还能骗过周先生。

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无算，人称“屠夫” 。他要杀人，先请吃饭，酒席终了送客时， 再将人从背后一枪打死，所以他的请柬，被称作“阎王帖子” 。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宴请陆建章，饭后约陆去后花园密谈，卫兵就在那里将其打死。问题是即便陆该死，也轮不到徐树铮杀他。连段祺瑞听说后也惊讶万状，半晌才说：“又铮闯的祸太大了，朗斋（陆字）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他怎能如此乱开杀戒？”

二

1880年11月，徐树铮出生于安徽萧县皇藏峪以北十里的醴泉村。这里距徐州不远，徐树铮在《先考妣事略》中说：“村去郡城（徐州）西南五十里也” 。我为写此文，今年10月上旬专门找到这里。静静的村中，鸡犬之声从柴扉麦垛间透出。一条小河汩汩流过，三两村女在河边洗衣，一群白鹅在河中戏水。河水源头出自村西山脚处的几眼甘泉，村民说无论旱情轻重，这泉水从不曾断流，醴泉村因此得名。在村里仅余的三堵残墙前，一位姓徐的村民告诉我，徐树铮家原来的房屋，如今就只有这些土墙了。我问这姓徐的村民和徐树铮有什么关系没有，原来他的爷爷是徐树铮的二哥徐树鐄。

醴泉村今天虽属安徽，但因为旧时的行政区划，加上徐树铮自小在徐州读书，后来又在徐州安家 ，所以就像称袁世凯为“袁项城”，称黎元洪为“黎黄陂”一样，籍贯成了著名人物的敬称。徐树铮则被称为“徐徐州” ，又称“小徐”以区别于“大徐”徐世昌 。我第一次看到徐树铮的照片时颇为惊讶，感到这一副面相真的是“非常徐州” 。他在徐州的住处，大致是现在彭城广场西侧偏南的位置。他的女儿徐樱七岁时起在此住过7年，据她回忆，徐家位于北门统一大街，左邻是老凤翔银楼，右邻是百家福马鞍店，对面是沧浪浴池。

提起北洋军阀，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勋等人。与上述这些拥有大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大帅等等要职的人物相比，徐树铮实在有些微不足道。论官职，文，不过是国务院秘书长。武，也仅仅是陆军部的次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民国前期的政坛上呼风唤雨，气焰张天。他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红人，是他最信赖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才华出众，绝顶聪明，人称“小扇子”。仗着段祺瑞的袒护和支持，他锋芒毕露，胆大妄为，飞扬跋扈，一手遮天。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多多少少地影响着民国前期历史的进程和走向。

1901年，22岁的徐树铮在济南与段祺瑞初次相遇。当时他去投奔袁世凯，袁时任山东巡抚，段祺瑞是他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袁让手下官员接待，却话不投机，徐树铮只好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据他回忆：

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

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问以愿就事否？则答以“值得就则可就”。用心奇之，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1905年，段祺瑞又出资送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五年之后，31岁的徐树铮回国，在段祺瑞手下任军事参谋。为报知遇之恩，他忠心耿耿，从此一生效忠段祺瑞。此时的他，年轻有为，踔厉风发，成了段祺瑞的智囊、文胆甚至灵魂。而段祺瑞这位北洋军阀中的实权人物对徐树铮也是宠信备至，言听计从，在他当国时期的一切谋略几乎全都出于徐树铮的策划。

下述事件可见徐树铮的心机和手腕。1917年的二三月间，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矛盾尖锐，所谓“府院之争”势同水火。五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徐树铮赶回徐州，极力游说张勋，谎称张勋只要同意倒黎，段祺瑞就同意他复辟清室。而事实是，段曾当面对张勋说过：“你要复辟，我一定打你。”但徐树铮以此为诱饵，策动引诱张勋挥师北京，将黎元洪赶下台。七月，张勋果真抬出溥仪，上演清朝复辟的丑剧。徐树铮大笑对人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于是又力助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仅用十天便平息复辟，将张勋打得跑进荷兰公使馆，将他的辫子军打得披发而逃。

段祺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他：“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

梁启超评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这样的个性和办事特点，遇上老成持重的下属，可谓是相得益彰，遇上徐树铮就麻烦了。袁世凯不喜欢徐树铮，听说段祺瑞要任他为国务院秘书长，就生气地说：“真正太不成话 ！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他给了徐树铮一个名义上更高的官职，想把他从段祺瑞身边调开，段粗声粗气地说：“请大总统先把祺瑞撤了，那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袁世凯无奈，只能气哼哼地说：“不像话！不像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听说总理段祺瑞仍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这是国务院与总统府打交道最多的职位——马上就表示：我怕这个人，我总统可以不当，但决不与他共事。他甚至对带消息给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不好照实回答段，就找徐世昌商量。徐去劝黎元洪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必须办到。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段字）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连大总统都吓成这样，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就是因为有了段祺瑞这样的纵容与庇护，使得原本就锋芒毕露的徐树铮越发肆无忌惮，结果四面树敌。

三

解放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徐树铮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这毫无问题。《民国人物传》中说他：“依靠日本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勾结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福俱乐部’ ，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著《建国诠真》，宣扬反动政见。”

其实徐树铮给国家带来的灾祸又何止这些，他极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打南方的护法军。直皖战争完全是因他而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与他在背后煽风点火也有很大关系。频繁的战乱使国家疮痍满目，士兵尸横累累，人民流离失所。而造成国家这样的乱局，徐树铮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难辞其咎。

国内写北洋军阀历史最为详细全面、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湖南陶菊隐先生写成于195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40余万字的篇幅，笔底波澜，风云满纸。此书不仅在国内畅销，且影响远播于海外。当年身居海外的徐道邻也看到了，并且置于案头，成了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在回忆写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书。

即使不去看，单凭猜想也能想到陶先生在书中对徐树铮会是什么态度。有意思的是，徐道邻对此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他说：“书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部分都还可靠，对我父亲的态度似乎也还公平。因为如果对他太好，他不会用那么多挖苦和讽刺的字眼。如果太不好，也就用不着把他写得那样生龙活虎。”

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今天的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气氛宽松。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由主观而客观，从割裂到完整。包括对像徐树铮这样的人，只要他是做过有益的事情，同样不会被抹杀，同样会被记入历史。比如他的坚决反对帝制和他为收复外蒙所做的努力。

外蒙独立发生在1911年，这是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前往库仑（今乌兰巴托）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独立，复归中国。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迴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1922年1月，徐树铮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他是去和孙中山商谈孙、段、张（作霖）三方联合，共同对付直系一事。未到之前，孙中山曾写信给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 二人见面后晤谈融洽，徐树铮对孙中山十分倾倒，孙对徐也非常赏识，甚至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树铮是不会离开段祺瑞的，只好委婉地表示：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再来看他的反对帝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将临。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还主张再硬拼一下，作最后的决斗。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42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数千年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而这一封电报，便是由徐树铮草拟。

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应该说袁世凯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他不喜欢徐树铮，除因为徐“傲岸自是”外，更因为他在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感到了来自徐树铮的巨大反对能量。

袁世凯1915年底称帝后，徐树铮给袁写了一封四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可以说是冒死进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便被迫撤消帝制，不久忧愤而死。这自然是全国人民反对的结果，而徐树铮的这封信，也实在够他堵心的。

徐树铮极力鼓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有私心的一面。他知道如果是共和政体，段就不难登上权力的顶峰。而如果袁当了皇帝，以后的天下可就是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的了，而那位大公子对此宝座倒真是朝思暮想。

袁世凯和徐树铮的关系其实并不坏，袁为了笼络人，对下属非常关心。当初段祺瑞去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时，也是个毛头小伙，被留用后，段随即请假回家完婚。人刚到家，袁世凯一份不薄的贺仪也已送到。回小站后，段在酒店宴请军营同僚，结账时被告之：袁大人已经差人来付过账了。

1901年徐树铮到济南，本来也是去投奔袁世凯的，碰巧袁家中死了人，正办丧事，便让一位名叫朱锺琪的道员与其面谈。朱枉担了名士的雅望，却看不惯这少年的“傲岸自是”，谈话不欢而散，徐这才遇见了段祺瑞。假如那天是袁世凯亲见，徐树铮极有可能就跟随他了。1905年后，徐在日本留学时，徐夫人夏宣带着三个幼子同在日本，生活窘迫。此时是袁世凯寄去了二十两银子接济，这帮了徐树铮的大忙。1915年秋天，徐树铮回醴泉村重新安葬了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回北京后去见袁世凯。因为刚办完丧事，袁好言抚慰，徐树铮给袁磕了一个头，袁当时很高兴。徐树铮出来后对徐道邻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

两个多月后，袁世凯看到了那封《上袁大元帅书》 。

四

1924年正月二十二日，徐树铮的三女儿徐美出生。仅过了三天，长孙徐福申出生，45岁的徐树铮当上了爷爷，张伯英前往祝贺，并写了这样一首贺诗：

忆从髫丱共师门，公最年少今抱孙。

试听啼声知俊物，由来醴水有灵源。

传经笃守诗兼礼，应运适符贞起元。

喜尔祖庭同诞玉，海云日佇化鹏鲲。

这首诗不算好，但情感由衷，开头两句写出早年同窗深谊。但张伯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后不到两年时间，他又会给徐树铮写起了挽联。

张伯英挽徐树铮联可能是看不到了，因为他的儿媳张刘永淑也只能记得其中的一句是：孔文举早慧非祥。汉末孔融，自幼聪明，五十多岁时被曹操杀害。张伯英有这样的类比，一定是在痛楚之余，想起了这位小自己九岁，却又是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小同窗幼时异于常人的表现。

关于徐树铮所谓神童一类的传说颇多，他天赋极高，但更是苦读的结果。他自己说：“父设帐郡城，伏腊归省，闲以树铮往来。尝于风雪中，攀附驴背，口授诗歌，亦戏令效其句。” 徐树铮青少年时期只跟着自己的父亲徐忠清（葵南）学习，此外再也没有拜过别的老师。

徐忠清的教育方法若放在今天，似有加以研究总结的必要，他以一人之力，生徒满徐州八县，历年来多达千人。“徐氏门下，逢考必会高中”，这形同于今天的招生广告，当时却在徐州一带的读书人中间众口相传。徐忠清的学生中，张伯英不用多说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位得其亲传的小儿子的功底。

徐树铮年少聪颖，精书法，擅诗词古文，从政后仍手不释卷，对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爱不释手，总是随身携带，以为经国大计、治事律身之道都可在书中找到。他自视甚高，除了尊敬段祺瑞，北洋军人同僚中，很少有人能放在眼里。公余所交往者，唯光绪朝状元张謇、文学家林琴南、《新元史》作者柯绍忞、桐城派末代大师马通伯，清国史馆总纂王晋卿等人，均为饱学宿儒，一时俊彦。和这些人论交，要有真才实学，单靠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的头衔是不行的。那么，徐树铮够格吗？

王晋卿说徐树铮：“其论文导源班、马，而以唐宋八家为正宗，以近代方、姚为入门之的。诗嗜少陵，词嗜白石、梦窗。”徐树铮留下来的诗大约200首，词60首。下面是他去收复外蒙时，在库仑写下的一首《念奴娇·笳》 ：

砉然长啸，带边气，孤奏荒茫无拍。

坐起徘徊，声过处，愁数南冠晨夕。

夜月吹寒，疏风破晓，断梦休重觅。

雄鸡遥动，此时天下将白。

遥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剩怨填胸臆。

空外流音，才睡浓，胡遽乌乌惊逼。

商妇琵琶，阳陶觱篥，万感真横集。

琱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

词写成这样，你说像姜白石吗？像吴梦窗吗？我看还有些像张于湖。如置于宋人集中，套用中山先生的话，那才真是“以方古人，未知孰愈”。

徐树铮酷爱昆曲，水平达到了专业程度。他能自辑曲谱，能上台演出，并曾与徐凌云、项馨吾、俞振飞等名角同台。他擅长花脸和贴旦两种角色的曲目，声如洪钟。张謇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1925年5月，他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竟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让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

1923年9月，辫帅张勋病故。张勋军马长期驻扎徐州，对徐的家人多有看顾，与徐树铮私交很好。至于张勋复辟，徐树铮力助段祺瑞将其打败，那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人死后，恩怨已了，就只剩下了私谊，徐树铮念及旧情，送去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

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

其中既有对老友辞世的伤感，同时也对其恢复逊清皇室的荒唐举动有所批评，分寸拿捏到位，用典恰当准确，被公认为是民初名联。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徐树铮信手拈来，区区三十多字，便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据黄埔军人出身的报人、作家周游所记：“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五

1926年11月，徐树铮的棺木被运回家乡醴泉村草葬。

1983年10月，定居美国的徐树铮长女徐樱回到醴泉村。经申请，萧县人民政府同意她在醴泉村为其父建墓 。1988年墓建成，徐樱和徐道邻之妻叶妙暎回国祭扫。1991年，徐樱第三次回国为父亲扫墓。

徐樱1910年生，1932年嫁给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1993年，83岁的徐樱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州遇车祸身亡。

徐道邻为徐树铮三子，1906年生。徐树铮死后，他奋志攻读，考入德国柏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1945年官至行政院政务处长，后辞职从教，先后任同济大学，台湾大学教授。1962年赴美，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大学任教，1973年的圣诞夜 ，68岁的徐道邻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西雅图市。

徐树铮共有子女十人，其中二子、四子早夭，其余情况不详，料已在世无多。第三代第四代如今大多生活在海外。

我在醴泉村南的田野上找到了徐树铮的墓塚。此时夏秋作物刚刚收获，冬麦还要过些日子才能种植，土地因此显得空旷无边。徐树铮墓兀立其中，孤单而寂寞。初秋的风，掠地而过，离离衰草，窸窣有声。墓前的两尊石马已经部分残缺，想必是徐樱死后已无人再来祭扫修葺了。

这样一个在世时生龙活虎的人埋骨于此，沉寂地下，已经整整80年了。其生前身后，动与静的反差之大，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目光和思绪从眼前的坟茔移向天空，民国前期那一幕幕烽烟战火、北洋军阀那一张张孔武的面容如天边片云，稍纵即逝。我想起了三百万字巨著《北洋兵戈》的作者、我所尊敬的董尧老师对我说过的话：“在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这一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就必然会发生这样一些事，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些人，而徐树铮是其中极富才华的治世能臣和乱世奸雄。”

 
六 
徐树铮事以师礼的张謇，倒是真当了几天袁世凯的老师。张謇早年曾任淮军吴长庆的幕僚，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后，随赴朝鲜，吴曾让他跟随张謇读书。吴死后，袁张二人分手，张謇重入科举考场，1894年中了状元，名满全国。之后，他在家乡南通兴办实业，开大生纱厂，投资铁路航运和文化教育事业，1913年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毛泽东曾说：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忘记轻纺工业的张謇。 
 
 徐树铮死前半个月，在张謇家过了三天。1925年11月中旬，徐树铮结束对欧美日的考察回到上海，受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盛情款待。12月17日，二人同往南通拜访张謇，三天时间里浮觞竟日，畅言国事。19日，徐树铮辞别张謇，经上海乘船至天津转赴北京。 
 
 这是徐树铮的最后十天。 
 
 据张謇日记：12月30日晚，他在家中的“觉园精舍”小酌，时值夜半，身倦神疲，和衣而卧。恍惚之中，见徐树铮立于窗前，神情黯淡，口中念着诗句： 
 
 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戎马书生终误我，江涛澎湃恨谁知。 
 
 张謇惊醒，而诗句分明，急忙灯前录出，复诵一遍之后，掷笔叹到：“徐又铮必有事故！”果然两天后报纸送到，徐于廊坊被杀的消息赫然在目。张謇感慨不已，挥泪填词，把一首《满江红》写给了他的这位小友： 
 
 策蹇彭城，看芒砀山川犹昨。数人物，萧曹去后，徐郎应霸。家世不屠樊哙狗，声名曾隽燕昭马。战城南，小怯又何妨，能为下。 
 
 将玉帛，观棋暇。听金鼓，横刀咤。趁续完骞传，更编尊雅。反命终申知遇感，履凶不论恩仇价。好男儿，为鬼亦英雄，谁堪假。 
 
 陪我同去萧县醴泉村的两位朋友，吃惊地看着我在徐树铮的墓前伫立良久，口中念念有词。这个时节，尽管阳光明媚，但凉意难驱，在我的四周秋气渐浓。那一时刻，我一段时间里所看过的关于北洋军阀、关于徐树铮的史料一起涌来，数百万字在脑子里围着徐树铮的样子旋转。我好像是说这些年来除了前庄后村的孩子来此嬉戏打闹，还有常年在此耕作的你的后辈乡亲默默地从旁而过之外，你的墓前大概已经多年无人像我这样长久站立了。对着墓中人，我把张謇的《满江红》默诵了一遍，还想把康有为给他写的挽词也默诵一遍，但当时想不全了，回来后查了一下，略如下： 
 
 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横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防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七
 徐树铮在从政期间，任用了不少徐州人，这很自然。李鸿章看上段祺瑞，段祺瑞看上徐树铮，与地域上的相近多少有些关系。徐树铮乡土观念很重，他任用的这些徐州人，或为自己的同窗好友，或从其父徐忠清学习，其中重要人物及任职情况如下： 
 
 张伯英，徐树铮幼时同学，徐忠清的学生，历任北洋政府陆军部秘书，政府副秘书长，大书法家，碑帖鉴赏专家。 
 
 褚其祥，徐树铮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徐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时，他任第三旅旅长。1925年曾随徐赴欧美日考察。徐树铮廊坊被杀时，他是同行随员，先被拘押，后来放行。 
 
 臧荫松，徐忠清的学生，北洋政府陆军部秘书，安福国会议员。1912年徐树铮创办《平报》，他兼任总编辑。 
 
 张庆琦，徐忠清的学生，1915年徐树铮在北京创办正志中学，张任学监，后接任校长。正志中学后改名成达中学，约在1929年停办。在这所学校的校址上，解放后办起了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而师大附中也把正志中学作为学校的前身，并曾于前年为校庆一事专门派员来徐州，寻访了解徐树铮的生平。 
 
 宋子扬，徐树铮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正志中学军事总教官。学校一位名叫关德懋的学生，40多年后回忆宋子扬，说他“平易近人，无疾言厉色，深得学生之爱重，任教最久”。后任西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为皖系主力部队之一。1925年曾随徐树铮赴欧美日考察。如今在徐州图书馆工作的宋琴女士是宋子扬的曾孙女，我去那里看书查资料，承蒙她给过许多帮助。 
 
 看一看徐树铮任用的这批人，均是学有所长，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所以恐怕不能完全说是任人唯亲，拉老乡关系。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徐氏家族也有子弟，也有亲戚圈子，却从未有人因徐树铮的关系得到过一官半职。徐州的地方史学者董治祥先生曾给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徐树铮的二哥名叫徐树鐄，他看到张伯英去北京任职后，心想外人你都能给个官做，自己的哥哥还有什么说的。于是电告徐树铮，他也要择日进京。徐树铮一听慌了，心想我这二哥文不能文，武不能武，除了抽大烟没别的本事，你来能干什么？于是急电山东督军靳云鹏：一定设法将二哥留在济南，万勿使其入京。靳云鹏忠于所托，在济南车站接来徐树鐄后，命手下军官轮流陪他，遍游济南的风景名胜，遍听济南的南北大戏。并由督军府出钱，换着馆子宴请他。这一下就是两个多月，吃也吃了，玩也玩了，看也看了，实在找不出理由再留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树鐄上了北去的火车。 
 
 这天徐树铮正在北京家中剃头（徐历来留光头），刚剃了一半，只听门房来报，说是二大人到了。徐树铮一听，顾不得头没剃完，拔腿就跑，找个地方藏了起来。徐州老一辈人提起这事就笑，说徐树铮宁愿剃个阴阳头，也不给他哥哥找官做。 
 
 我去年十月去寻访徐树铮的故居时，曾在醴泉村和徐树鐄的一位孙子有过交谈 ，他说我“俺家的事你知道得还怪多来”。我想起董先生说的故事，心里说你爷爷的事我也知道一些，却忍住笑没敢说出来，怕惹来“辱我先人”的呵斥。 
 
 饮食起居方面，徐树铮也完全保留了徐州人的习惯。他一生都说地道的徐州话，家中所雇男女仆人也都一律说徐州话。徐樱说她父亲每天总有一顿饭要吃徐州的烙馍，开始由母亲夏宣来做，后来才换成从徐州雇来的女佣。吃烙馍时卷的几种家常菜有：黄豆芽烧粉丝、萝卜丝煎的萝卜鱼、馓子加辣椒酱或椒盐大葱。他是个吃遍了大酒店的人，每次在家里吃到这些饭食，却谓胜过山珍海味。 
 
 徐树铮每次回家，在徐州都成了大事，徐州的最高军政官员也就闻风而至。徐樱后来回忆说，父亲回家后，第一顿饭必是驻军首领（比如张勋）和徐州的最高官员送到家里的一桌酒席，从徐州最好的酒店定做。之后除了早饭时间，就看不见父亲人了，中饭晚饭，总是有人在外宴请。徐樱还回忆到，1919年3月她祖母去世，徐树铮回家守丧只过了头七，便被大总统徐世昌急电召回。秋季出殡倒是排场极大，从徐州城到醴泉村的五十里路上，沿途都是挽联、花圈、祭帐、路供，沿途都是看热闹的人和维持秩序的士兵警察。送灵队伍的最前面，是大总统徐世昌写的横匾“教子作忠”。徐树铮送灵到醴泉村，返徐州的当晚就回京供职，走前去和大哥徐树衔告别。这大哥和二哥有同样的嗜好，正横在床上抽鸦片。徐树铮最痛恨人抽鸦片，一向严戒子女部下连纸烟也不许抽，此时见状，一声不响走近床前，把玻璃灯罩轻轻取下，然后把黄铜烟灯座和鸦片烟枪往地上一摔，出门上车就走。徐树衔追到门外跳脚大骂，叫嚷着要闹到北京大总统府，他骂的话有意思，说徐树铮是“犯上作乱”。 
 
官场之外的徐树铮，一点儿飞扬跋扈的样子也没有。他和上级、平级的关系都很难搞好，和下属在一起时却不拘形迹。他大才在胸，平时谈吐时雅时俗，只看分什么场合。1925年10月，在结束欧洲的考察后，考察团乘船由法国越大西洋去美国。徐树铮在船上的一次晚餐时突然对全团人员说：“我有一个上联，只四个字，‘开公事房’，你们谁能给对出来？”众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对联，不知何意，一时无人说话。徐树铮说：“你们倒过来读呀。”于是大家都笑。一位名叫朱佛定的团员后来对出“了私情案”，倒读为“案情私了”，徐树铮说对得不错。因为朱是学法律的出身，徐又说他“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
 
八
 
 我在查看徐树铮的相关史料时，最注重的当然是把他放在民国历史的大背景下，看一个安徽萧县的农村青年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少年的苦读，到青年的际遇，到中年的翻云覆雨，直到手握执掌中国陆军的大权，然后是生命的戛然而止。大时代的波峰浪谷，使个人的命运在其中涨涨落落，起起伏伏。 
 
 此外，作为与他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我同样也关注着有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比如徐树铮与段祺瑞的关系，徐树铮与张伯英的关系，以及张伯英与段祺瑞的关系等等。以前我们看到的北洋军阀，总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总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即使在定性准确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也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图解式的形象。 
 
 他们有血有肉的一面，他们喜怒哀乐的一面，都因为他们反面人物的身份而被弃之不顾，这往往影响到我们的价值判断，从而很难对他们做出全面完整的了解。 
 
 徐树铮21岁时初遇段祺瑞，到46岁被杀，跟随段25年，忠贞不渝。他一生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但也有背着段自行其是的时候，凡为此类，必属胆大妄为之举，所以他要瞒着段祺瑞，而为段所知后，也必遭严斥。但这样的事情在他一生中不会超过三次，其中杀陆建章是一次。1903年底袁世凯成立中央练兵处时，下设三个司，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陆建章为军学司副使，而徐树铮当时仅在段的手下任文案，也就是秘书之类。所以后来陆建章虽然恶名昭彰，但徐树铮杀他，仍是让段祺瑞感到匪夷所思，无法接受。而就在这一年的2月，徐树铮还做过一件事，也让段祺瑞大为光火。 
 
 1918年2月的一天，一条大船载着两万七千支新式步枪及弹药由日本驶抵秦皇岛，这是段祺瑞任总理时和日本签订的军械借款的一部分。除一批要调拨晋陕两省的部队外，总统冯国璋还打算用中央支配的一部分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而段祺瑞也打算用它来建立自己的参战军。徐树铮在陆军部，很容易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密电张作霖，事先筹划，周密部署，竟然在冯国璋派来的接收军械人员的眼皮底下，倒挂车头，一车军火驶往关外，到了张作霖手里。徐树铮后来还做过奉军副总司令，这是张作霖给他的回报。而当时段祺瑞却气坏了，他不大看得起胡子出身的张作霖，更不愿因此被冯国璋误会，他指着徐树铮的鼻子训斥道：“你这是教猱升木！”徐树铮受段祺瑞宠信惯了，不大怕他，应声答道：“长江三督升木，是谁教的他们？”竟让段祺瑞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长江三督”指的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三人都是冯国璋的亲信，但在提拔、任用三人的过程中，段祺瑞都出过力。等到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应战，准备武力平定西南时，身为北洋军的长江三督却突然通电主和，导致北洋军内部分化，段祺瑞失败并提出辞职。徐树铮所指，就是这件事情。 
 
 “教猱升木”语出《诗经·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大意是教唆坏人做坏事。 
 
 你看看，这就是读过私塾的好处，连骂人训人都引经据典，段徐二人于国故之熟，也由此可见。 
 
 张伯英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因为和徐树铮的关系，加上学问在身，段祺瑞对他优遇有加。但他又不像徐树铮，和段毕竟远了一层。段祺瑞当政期间，经常会邀请一些人来吉兆胡同家中做客，下下棋、写写字画、吃顿便饭。所请者或是各界名人，或是自己的下属，张伯英两头都占着，是其中的常客。有一次张伯英看段祺瑞下围棋，作为助兴而即席赋诗，并书写下来送给了段祺瑞： 
 
 哪知蜗角触蛮争，且向松窗试一枰。此局输赢从变幻，老夫心迹总光明。闲中不露惊人着，户外时闻落子声。弈罢自骑白鹿去，砉然长啸海云平。 
 
 这样的诗放在唐朝该属于应制诗了吧？但张伯英不是上官仪，诗中没有明显的阿谀之词，倒显得朴拙有野趣。张伯英是个纯文人，本身也不谙此道，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不用去奉承什么人，但重要的还在于段祺瑞的脾气与个性。段为人朴实无华，不听好话，不爱戴高帽。甚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曾任江苏督军的齐燮元有一次送给段祺瑞一套镶嵌有各种宝石的围屏，段的家人看了都惊声尖叫，爱不释手，段却黑着脸，一摆手让齐燮元拿走。还有一次冯玉祥给段祺瑞送礼，段把值钱的东西都退了回去，只留下其中顺带的一个大南瓜，吩咐厨房做了全家一起食用。 
 
 段祺瑞因为不蓄私财，下台之后生活上即刻捉襟见肘。晚年寓居上海时，只能靠蒋介石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每月提供的生活费过活，不得不将家中佣人大多辞退。 
 
 张伯英是在段祺瑞下台后紧接着提出辞职的，时间约在1926年的4月中下旬。选择这个时间，除了因徐树铮之死和“3·18惨案”带给他的心灰意冷之外，还表明了自己要与段祺瑞共进退的一种姿态。他是由徐树铮举荐给段祺瑞的，这样做也是对亡友有一个交待。 
 
 张伯英是什么原因辞职今天来看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年代不缺政客，缺的是文化大师，所以，他辞职的选择真好。
 
九 
 段祺瑞和徐树铮在政治上都被视为亲日派，段虽担此名声，但晚年大节不亏。徐树铮留学日本，后在段祺瑞政府中握有军事实权，注定是被日本政府重点关注拉拢的对象。事实上徐树铮和日本的关系也确实紧密，他的日本同学有不少进入政界军界，他曾多次出访日本，备受礼遇。说他“依靠日本扶植，在当时的政坛上纵横捭阖”绝非虚语。但在1914年，徐树铮却在暗中做了一件十分不利于日本的大事。 
 
 这一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攻打德国经营多年的青岛。中国开始时是保持中立，而徐树铮却以掌控陆军部的便利，利用驻潍县部队调防的时机，偷偷地给驻守青岛的德军运去了整整一列车的军火，以助德军抵抗日军进攻。 
 
 要想办成这件事并且不被日方发觉，必须得到当时的山东将军靳云鹏的协助和掩护。从二人间频繁往来的密电中，可以概括出他们就此事的前后问答。 
 
 靳云鹏：我们是守中立的，怎么好用军火接济其中的一方？你一向亲日，怎么这一次却反对日本？你瞒住总统总长（袁和段）干这件事，万一事情泄露了怎么办？ 
 
 徐树铮：日本是中国最强大的邻国，中国是个积弱的国家。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中国想有任何作为，只要得不到日本的谅解，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做成，这是我的态度不能不亲日的原因。但日本绝非中国的朋友，它不会要中国富强。将来真正能成为中国朋友的，只有美国和德国。现在德国处在危难之中，这件事办好了，两国会成为患难之交。这事决不能和总统总长说明，事成则对国家有好处，失败了就拿我个人来治罪，不至于耽误国家的大事。 
 
 徐树铮最终说服了靳云鹏，事情办得也还顺利。日本人没有察觉中国陆军当局在暗中算计他们，段祺瑞事后也认为徐树铮的做法很对。在德国人方面，虽然没有因此守住青岛，但内心却对中国深为感激。 
 
 这件事在当时无疑是天大的机密，一旦泄露，以日本人的阴险凶残，后果很难预测。所以此事除了徐靳二人以及后来的段祺瑞之外，无人知晓。1932年徐道邻从德国学成回国，在家收拾东西时，从父亲的一个旧文件箱里，找到一个卷宗，里面全部是徐树铮和靳云鹏1914年就此事的来往密电。虽然已时隔18年，徐道邻仍觉得不便披露，直到1961年，他才在台北将此事公开。 
 
 在中国，“亲日” 无论如何总是不好的名声，徐道邻会不会为父亲粉饰，编造了这样一件事情？从事历史考证和研究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孤证” ，毕竟这样一桩可谓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只由徐道邻一人说出，并无任何书籍史料作为佐证，能可靠吗？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性不成问题，徐道邻如果想证明他父亲并非如外界所传是如何的亲日，那非常容易，他只要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父亲怎样大骂日本就可以了。张作霖就这样骂过，曹锟吴佩孚也都这样骂过。我早年看有关北洋军阀内容的书，在认定张曹吴都不是好人的同时，也常常被那骂声所感染，觉得他们毕竟还有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的气节。所以，徐道邻实在没有必要去编造这样一件大事，这需要每一个细节都能说通，不出破绽，这几乎没有可能。而实际上徐道邻在回忆中写到徐树铮的事情时，都还比较客观。比如他常常引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有关内容，无论陶对徐树铮的用词如何不堪，他也一字不动，原样照抄，为的就是真实和准确。 
 
 1925年6月徐树铮以“考察欧美日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访问德国，受到了超格的接待。德方专门安排绿衣警察为其作队列行进表演和技能训练表演，德国陆军则分为红蓝两军举行野操。步马炮队全部出动，大炮轰鸣，军威严整，只为供徐树铮检阅。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还把一套完整的大炮制造蓝图无代价地赠送给他（这份蓝图在徐树铮廊坊被杀后下落不明）。徐道邻认为如果没有1914年的密送军火一事，就不好理解德国会这样隆重地对待他父亲。 
 
 这里还需要说一下靳云鹏。此人曾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陆军总长，1919年后还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在段祺瑞手下，他和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一说吴光新）四人是其得力干将，并称为四大金刚。但徐树铮太善于玩权弄政，且有时心胸狭窄，在皖系内部也四面树敌，结果和靳云鹏的关系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而段祺瑞又总是偏袒徐树铮，最终导致靳云鹏叛出皖系。
 
十 
 徐树铮死后仅两个多月，发生了“3·18惨案” 。 
 
 让段祺瑞终生背负骂名的，便是他在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时所发生的这个“3·18惨案” 。 
 
 鲁迅先生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这样降临的——— 
 
 那天中午一时许，执政府卫队旅参谋王子江说：“开枪吧！” 
  
 他是让士兵朝天开枪的，但也许是士兵误解了，也许是士兵中原本就有那种视学生生命如无物的兵痞。他们举枪平射，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当场死47人，伤150多人。当时的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在文章中回忆到，北京警卫司令部代司令李鸣钟显然无此思想准备，带着哭腔问：“晴波（楚字），打死这么多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 二人商量后赶紧赶往吉兆胡同段宅，向段祺瑞报告，而此时段祺瑞正在和少年吴清源下围棋。他看见李鸣钟便勃然大怒，厉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后退鞠躬，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
 
 从现在能见到的各种记载来看，段祺瑞是知道执政府被围的，因为几天来都是如此。但他并不担心卫队开枪，也不担心人员伤亡，因为已经有命令，让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命令还要求在紧急时刻，也只许对天鸣枪，“吓唬吓唬那些学生” 。看来他不知道当时的伤亡情况，因为据楚春溪的回忆，他们进屋后便被抢过话头，根本没有张嘴的机会，否则段祺瑞即便再冷血，此时也应该守在电话机旁，而不是在那里下棋。但是段祺瑞接着说的一句话，等于是授人以柄，让他再也脱不了下令开枪的干系。他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处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段祺瑞一向是个比较沉稳的人，但以上所引当事人的回忆，让人明显感到他急怒暴躁背后的茫然无助。两个多月前徐树铮被杀给他情绪上带来的巨大波澜恐怕还很难平复，他的狂暴和失态与此有关吗？ 
 
 我是上中学时在学习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知道“3·18惨案”的，对于朝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的政府以及它的代表段祺瑞，心里有着挥之不去的厌恶，尽管现在有许多情节证明这开枪的命令很可能并非段祺瑞所下。 
 
 在过去，有关这一事件的一些记载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当段祺瑞得知执政府门前的伤亡数字后，他愣住了，跌足长叹道：“我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从逻辑上看，这不应该是下令开枪的人所说的话。随后，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面对地上的斑斑血迹长跪不起。 
 
 我不久前刚看到这一细节时感到十分意外，一直以来在我心中的一个刽子手的形象，如何与他的这一番举动画上等号？ 
 
 让我意外的细节还有：从这一天开始直到死去的十年间，段祺瑞长斋茹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晚年病重时，医生劝他吃些肉食，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配合药物治疗，被他缓慢而坚决地拒绝。 
 
 我还要引述的一件事应该不是多余的，今年1月14日的《文汇报》上，有倪墨炎先生的一篇文章《鲁迅并未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其论证之严谨，考据之详尽，庶几可成定论矣。 
 
 看与段祺瑞相关的史料，“3·18惨案”是避不开的，于是我就在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假如徐树铮不死，能给段祺瑞怎样的影响？他是会推波助澜，使事件发展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能够阻止惨案的发生？ 
 
 前一种情况显然是有可能的，但我设想的是后一种。 
 
 1925年，正是北京及全国的学生运动频发之际，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动态。期间他写了《上段执政书》一信给段祺瑞，谈的都是尊重爱护知识分子问题，他是有了什么预感吗： 
 
 反政以来，文教废坠，道德沦亡，读书种子日少一日。林畏庐（琴南）姚书节（永概）两先生先后病殁，至为痛惜。树铮辟地经年，奔走南北，兄姊亲爱，死伤迭仍，皆为私痛，未至过戚。惟两翁之殁，不能去怀，每一念及，辄复涕零。 
 
 信中，对林姚二先生，他请饬存恤。对柯劭忞、王晋卿、马通伯、胡绥之、贾佩卿、陈柏弢等名宿，请求厚赠禄养。对梁鸿志、张伯英、张庆琦等文人得到良好关照感到高兴。信的最后，他几乎是在大声疾呼了：
 
 为长治久安计，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
 
 时间提前到1919年，当时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游行，高呼爱国口号，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在徐树铮创办的正志学校，学生却被严禁上街游行。徐树铮当然不会让他的学生去反对他所供职的政府，但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正志中学的学生没有一人被军警打伤，没有一人被军警逮捕。而学校的稳定，也让徐树铮腾出不少精力，在这一年把收复外蒙的事情给办妥了。
 
但正志的学生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他们被阻止外出，不能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互为声援，表达爱国意愿，一时间也有许多不满与抱怨。徐树铮听说后，专门到校，耐心地向学生解释：我办学治校，以忠爱为主。忠是忠于国事，爱要爱保民生。但你们现在都还太小，还在稚年，离为国为民做事的年龄还远。你们如果将来要想对国家和人民尽忠尽爱，除了现在好好学习，不能去做别的什么事。
 
在徐树铮的祖辈、父辈时，尚家境寒微，靠其父徐忠清穷年授读，收入渐丰，使徐树铮自小衣食无忧，有条件潜心问学。但他毕竟是由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走出来的，他知道那个年代里培养一个读书种子是多么难得，他也知道一个寻常人家能出一个读书人是多么不容易。可惜，他死在“3·18惨案”发生之前，我们只能看到他这样的一些言论，而无从测知作为当事者他会有怎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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