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徐同志全名叫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注1），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里作公务员，上面有领导一位半——老段和老徐。老段同志是老同志了，资历深、功劳大，他曾经公开表示过“老段就是小徐，小徐就是老段”，对小徐同志的工作是十二分的支持；至于老徐同志，也是老同志了，虽说天下姓徐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但老徐同志每次看见小本家的时候，他的头疼病都会发作，因为这小徐只把他当作半个领导来看待，听他的是给他面子——这种事情极少发生，不听他的是理所当然——这事天天发生，之所以小徐还把老徐当作半个领导，是因为老徐同志使用的印章颇与众不同，全中国仅此一份，绝无雷同，上面所刻的字样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印”。(这里顺便罗嗦几句，著名有争议之反对派人士、拿德日俄等国政府津贴及英美法等国政治基金的“民运分子”孙某（注2）曾私刻过一方类似的印章，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最终没敢刻个一模一样的，而是加了“非常”二字以示仿造并非伪造之理念，所以确实不存在雷同) 。 小徐同志去外蒙完全属于工作性质，不是旅游，所以很有必要交待一下此项工作的前因。在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外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吃过“老毛子牌定心丸”后于库伦（今乌兰巴托）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近来被“精英人士”们推举为“伟大民族英雄”的老袁同志作出决定——发表中俄联合声明，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一年半后为了避免“友邦”莫名惊诧，又签署了中、俄、蒙“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仅此两项就足以保证“民族英雄”被全国人民“夸奖”的口水淹死，怎么办？好办！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于是文招出完后自然就要有武招——对外蒙采取“军事威慑”。不是声明说不派一兵一卒了吗？为何还有“军事威慑”？——其实不一定非得动枪动炮、派兵进驻才叫威慑，此乃米国布希同志的伊拉克政策，老袁同志对此招学习的兴趣不大，他采用的招数相对而言非常有“创意”，那就是修建兵营“威慑”外蒙——在库伦修建了一座足以驻扎五个师的庞大兵营，至于兵营里的兵嘛——一个没派。也许是因为蒙古人智力偏低、对“威慑精神”领会不足，或者是此招太过超越时代潮流，最终的结果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无效。 好不容易熬到了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哲布尊丹巴老佛爷的俄国爸爸在叶卡捷琳堡被杀了个全家死光光，未来的新爸爸伊里奇同志当时正忙的晕死，连星期天、五一黄金周这样的节假日都要亲自跑到广场上去扛木头，实在是没空顾的上他，这就给了小日本鬼子以可乘之机。 1919年春天，日本利用白俄头子谢苗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白俄控制区，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有小道消息称还考虑过给波西米娅来的那帮捷克人在西伯利亚划一块地也包括进来，您瞧这多么热闹）。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袁世凯开中国近代特务横行之先河，虽然因此遭到很多人骂，但谁料在他死后竟也能起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松井和白俄分子的会议及宴会的情况都被中国特务偷拍成了照片送到了参谋本部，北洋政府始知外蒙政局的危急与机遇并存的形势。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于是一位北洋大员被派赴库伦就任库伦都护使，与外蒙王公们协商撤销自治事宜。 外蒙古原先的政治制度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但是自从那个劳什子自治运动后喇嘛们就傍上了俄国大款，活佛哲布尊丹巴成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等到此番俄国内乱，无力东顾，王公们乃乘势发起撤销自治运动，当然其真实目的并不是在归附中央政府、回归祖国，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王公集团来和库伦都护使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现在再来说说北京派来的库伦都护使大人，这位老兄除了大名听起来让人有如雷贯耳之感外，其他方面基本上就无甚可说了，能力是没有的，魄力更是不具备的，谈判从一月一直持续到八月，愣是没有谈出一条可以往纸上写的条款来，倒是特务同志们不断向参谋本部递报告，说小鬼子那边进展很快。 到了８月４日，形势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库伦大会召开，王公喇嘛之争在此次会议上被激化了，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多尔济与库伦都护使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全系秘密进行，小鬼子、老毛子及喇嘛均毫不知情。 双方既然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谈判就好谈多了。不过我们这位都护使大人做事好走极端，前面是八个月未谈出一个字来，现在倒好，两个月时间就整出了一个《关于外蒙地位之六十三条》来，他也不嫌多。这六十三条内容确确实实是太多了，列出来的话殊不方便，还是借用一个后世名词来形容吧，那就是“一国两制”。有朋友可能会说，呀，连一国两制都搞出来了，那么这个什么《六十三条》一定可以算作彪炳史册的“外蒙基本法”了，这位都护使很有水平嘛，鸥居然说他能力很差，是何道理？ 其实道理是有的，关键之处在于选错了代入的对象。大家可能一听到“一国两制”，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香港和澳门，感觉还挺不错。其实错了，真正的代入对象应该选择某伟人曾经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版”——就是那个“一切都可以谈”的版本，这样说应该都能想明白了吧。 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评价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甚至有人讽刺说简直就是在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 最后还是提一下与蒙古王公谈了十个月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来的库伦都护使的大名吧，他叫陈-毅。托自己的这个鼎鼎大名的福，几乎每一本谈及此段历史的书中在轻描淡写的叙述了陈都护使的“事迹”或者干脆只提一下姓名之后，一定都会庄重的加上一个注——非陈毅元帅。能在史书中于姓名后专门加注释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此份殊荣，足够陈都护使在历史长路上留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坑了。 通过十个月时间的虚耗，陈毅同志看来是无法完成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了，于是收复外蒙这副重担最终落在了小徐同志的肩上。 小徐同志之所以能去外蒙公干，首先是因为他调了职，不再继续任职于中央。原因是小徐同志把北京当成了华盛顿，组织了一帮安徽人和福建人玩什么“议会政治”（安福系的意思不是安徽、福建的意思，组织中安徽人、福建人较多的情况只是碰巧，皖系嘛，自然安徽人多，真正的意思是取自这帮老兄的聚会地点安福俱乐部的名字），在小徐的积极参与下，安福系搞风搞雨搞的北洋的军阀和政客们是头大如斗、一刻不得安宁（连很多与小徐同处皖系阵营的人也受不了他）。适值小徐正在参战公署段督办（就是老段同志）的麾下任职，据说是要组织攻克柏林，打倒阿道夫……，喔，不好意思，说错了，是打倒老威廉同志。为此小徐同志还特意去了一趟法国考察西线战况，顺便“检阅”了一下我堂堂中华在西线的十五万儿郎 看见小徐同志好像对世界大战兴趣盎然，早就已经对他忍无可忍的老徐同志摊开世界地图来一看，嗯，这个嘛，我说柏林在北京的西北边，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吧，既然如此，那么派小徐同志担任西北筹边使率领西北边防军开赴西北（瞧这话说的），争取早日拿下柏林，应该也是十分正确的吧。于是小徐同志就这样带着满朝文武的“热切”期望奔赴西北，北京城终于可以安宁了。大家纷纷夸奖老徐同志无愧于“老狐狸”的光荣称号，手段就是不一样，高，实在是高！ 但老徐同志毕竟是文人出身，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以为把小徐调到西北“守长城”可以少一个大麻烦，不料想作过陆军部次长的小徐同志属于那种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折腾出点动静来的家伙，而且这次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比他曾经在北京城里闹的最狠的时候还要大。 鉴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哥俩都跑到西线琢磨整体战去了，东线德军好像没剩下什么像样的人物，如若交战，定然胜之不武，所以小徐同志决定暂且放其一马，驻军西北、静观其变。谁知这德国佬是兔子的尾巴，没撑几天就歇菜了，连老威廉都跑到荷兰避难去了。害的我堂堂中华之参战大军无处发泄，老段同志只好把他的参战军改名为边防军，放在北京城内“守卫边防”，小徐同志则拨转马头、剑指外蒙。（以上这段是我胡说的，您可千万别信） 小徐同志的外蒙之旅至此终于成行，但他是一个必须玩出点花样来自己才能满意的人，所以这一回也不例外——别人去外蒙，无非是骑马或步行，可小徐使出了一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摩托化大进军”来——购买了八十辆重型卡车装运西北边防军第三旅褚其祥部八千余人入蒙，玩的是“闪电战”的概念。 入蒙大军先在宣化（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集结，再徒步开至多伦（在张家口北480公里处），然后乘上先前备好的这八十辆重型卡车，沿向库伦去的大道进发。这是一个近代中国历史上值得记忆的日子，那一天是1919年10月23日。 自多伦至库伦约为两千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卡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始可抵达。但小徐同志认为大兵们在汽车上连续颠簸个五六天，这个精神面貌肯定比较糟糕，实在有损我中华军威，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则与先头部队一起行动——在茫茫的蒙古荒原上，残破的古长城脚下，一支摩托化大军升火待发，八十辆重型卡车组成了一条长龙，长龙最前端停着一辆小汽车，车上的指挥官潇洒的挥了挥手臂，于是紧随其后的滚滚洪流被发动起来，飞驰向前……（自我感觉好像说的是巴顿） 至10月29日清晨，第三旅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这个时候小徐同志突然下令停车，因为他发现叨林这个地方有电话可以与库伦联系。难道是想电话联系陈毅同志问问情况，错！怎么可能呢，那家伙自己就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状况。那是打给谁？打给小鬼子——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 小徐同志是留日“海龟”，自然会说日语，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流利，根本不需要翻译，自己直接就可以对松井进行心理打击了，且效果更好。比如首先要自我介绍——我，小徐，正带着数万大军前来收复外蒙。松井一听这话当时就给吓懵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过小徐同志的心理战才刚刚开始：“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告，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库伦城中到底有多少日军？也就一百多人。小徐知不知道日军的确切人数？他都派出了数批特务刺探日本驻库伦武官处，会不晓得日军人数，其实他纯粹是在蒙松井那个小日本，目的就是要引诱他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 果然松井闻言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对着话筒大吼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一百二十名武装部队呀。” 早就预设了圈套等着日本人钻的小徐同志自然会非常“高兴”的在松井的话中挑一些毛病对他加以恐吓：“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 松井中佐也是一个出来混的人，而且官居中佐，坐镇一方，能力还是有的。小徐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要是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也就不用再出来混了。但问题是他刚才说的话等于是亲口承认了日本驻军的存在，想抵赖也来不及了，心中那叫一个悔啊，愣是抱着话筒哼哼呀呀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大约多长时间？至少在心里默骂十遍“八格牙鲁”是足够了。 不过小徐同志毕竟还在电话那头等着呢，松井嗫嚅了半天后终于憋出了一句话：“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诱敌”战术已然奏效，下面自然就要发动全面进攻扩大战果了，于是小徐同志扯起嗓门开始吓唬可怜的松井：“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一百二十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 小徐同志说的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松井的心情则好似跌入了万丈深渊。一般来说底气这么足的家伙，不是早饭吃得太多撑的就是真的有恃无恐，松井非常担心小徐当真带了个十万八万人马过来，那要是硬顶的话，绝对会吃亏。好汉都是不吃眼前亏的，松井能混到中佐，自然也是一员“好汉”，所以他决定使用“拖”字诀，先用尽可能好的语气向小徐讨饶：“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 可小徐这个家伙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估计是把小时候读过的孔孟之道都还给老师了。你跟他客气吧，他会认为你是怕他了；你要是向他求饶，那结局可就更加无法收拾了。问题是松井并不了解小徐的性格，他那儿一露怯，小徐这边立马就把语气改成大吼了：“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代表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 松井听小徐的口气非常强硬，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是，小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等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因为所有的战术都已经用完了，后面是半招都不剩，那个小日本要是还在那里叽叽歪歪的，可就不好办了。心理打击讲究一步到位，这样才能给对方的心理造成最大的震撼，所以立刻将话筒重重的一挂，完成了此次心理战的最后一击。 时间在等待中一分一秒的过去，半个小时以后，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小徐同志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一百二十人的武器，全部缴来。” 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的小徐立即下令，命八十辆载重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向了库伦城。自己则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军旗猎猎，兵车疾行！ 小徐同志琢磨着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闹独立的蒙古人因为失去外援，对于将来取消自治的交涉，阻力定然大为减弱；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闹的不可开交（小徐和老段是当时国内主战派的领军人物，目标是要武力统一中国，但这一观点在北洋军中并不怎么吃得开，所以老段编练参战军，小徐编练西北边防军就是为了建立一支可以执行自己武力统一政策的嫡系军队），就在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写的相当不错，毕竟当小徐还是小小徐的时候中过秀才，其诗如下：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从叨林至库伦的140华里的路程对于小徐同志的摩托化部队来说纯属小菜一碟，所以在29日当天上午，西北边防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乘车到达库伦。摩托化部队的速度特点在路上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进城的时候需要体现的就是威猛了。小徐同志挥军进入库伦，自然就要向蒙古人炫耀武力。他预先向各部队下令，每一辆卡车限载二十名官兵，车顶一律架上轻、重机枪，站在两侧的官兵一定要将所携带的武器尽量显露于外，方便让蒙古人看见。小徐同志这一招按照后世胡司令宗南总结的说法叫“武装游行”，一个突出的特点的叫气势十足。什么叫“眼球效应”呢，这就叫真正的“眼球效应”。蒙古人见惯了袁式“威慑法”那些个老一套虚招，猛然间吃了这么一记货真价实的军事威慑，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小徐爱折腾是出了名的，如果让他规规矩矩的坐车进城，那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搞的入城式也绝不可能简简单单的搞成一次“军火展”，后面肯定还要有其他招数。待浩荡的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面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总之是哪儿人多，当兵的就把车往哪儿开，让蒙古人一次看个够，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大家还记得前文提到过的那个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可以驻扎五个师的驻军区域吗？就是那里，红城兵营）。 当车辆驶入营区以后，士兵们都准备下车好好歇歇（毕竟在汽车上连续颠簸七天可不是好受的）。但是当官的却跑来下令，各车官兵一律不许下车，全部都给我在车厢里趴着，然后给卡车上帆布，务必使外面的人看不见车内的情形，每辆车上的军官则负责监视士兵对命令的执行，不许大声说话、不许探出车外，以防被蒙古人发现玄机。 待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将军车重又驶出营区，在库伦的街道上飞驰，据说是去接后续部队。蒙古人一看，这车开的可真够快的，与来时装满人的车速不可同日而语，那肯定就是空车了。 于是这些“空车”在开出库伦市区以后，就撤去帆布，当兵的再次挺直了腰板，把机枪、步枪什么的都架了起来，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小徐的西北边防军到底开来了多少人马？ 大家看着小徐同志的这一招，是不是觉得十分眼熟呢。觉得眼熟的朋友不妨找一本《三国志》来翻翻（实在找不到的找《三国演义》也行，老罗写这一段时基本上是照抄老陈的）,翻到“董卓进长安”那一段，看看像不像。 （这个小徐他真干的出来） 蒙古人看着似无穷尽的军队在不断的开进城来，心中已经十分害怕。不过这还不够，此时城中的大街小巷中到处都有中国特务在活动，他们难道又在搞啥阴谋不成？其实这就有些冤枉我们可爱的特务同志们了，这次他们是在说实话，绝对的大实话，说的是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由于时间关系，库伦城里的很多蒙古人还来不及知道这件当天发生的大事，所以特务们只是“帮忙”告诉他们一声而已。至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语气或者是否使用了某些特殊的“修辞手法”来加强宣传效果，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这一消息传遍库伦全城后，一般蒙古人听说连小鬼子都给整的如此老实，再结合眼前所见的一辆辆奔驰的军车，该想明白的问题那是立刻全部都想明白了。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西北边防军一旅人马，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一个满编日式旅团的编制，相当于一般北洋军的两个旅），但8000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其实这也难不住小徐同志，他对此也是早有安排，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当兵的尽可以在军用床上横着睡，而且还下令必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古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估计数目至少应在五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一万人。
可能有朋友又看出来了，小徐的这一套和诸葛村夫玩的“添灶不添兵”的把戏十分相似，鸥其实也非常怀疑小徐在来库伦的路上，是否天天看《三国演义》来解闷，要不然这招数使得……
不管小徐同志的招数是不是从《三国》中学来，总之由于他这一系列布置，对蒙古人的心理作战，已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大棒”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下面的任务可就要看“胡萝卜”的了。
（此处鸥决定绕个弯，说一点军事上的问题——小徐同志搞摩托化大进军，快是快了，可这次毕竟不是打仗，只是一次大规模军事威慑，行军速度变快了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特补充一段内容，说说快速进军在收复外蒙行动中的意义——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库伦都护使陈毅与蒙古王公的谈判内容，喇嘛们或多或少的还是知道了一些，待到《六十三条》谈出来以后，喇嘛们已经没有理由还蒙在鼓里了。对于《六十三条》中所列的条件，喇嘛们是十分愤怒的，就像那个“一国两制台湾版”已经把条件开到了“什么都可以谈”，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眼中条件已经优厚到了极点，为什么台湾那边却一点不干。其实统和独的问题根本就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最关键之处在于二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怎么可能仅仅通过谈判就走到一起去呢！所以喇嘛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派了五个喇嘛携带着他写给老徐同志的一封信赴北京，于10月9日夜到达，信中明确表示了反对《六十三条》，不会取消自治。10月23日小徐同志开始了他的摩托化大进军，但是蒙古方面并不知道天上会掉下这么一个“大魔鬼”来，所以在小徐动身赴库伦的第二天，哲布尊丹巴再次给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是老徐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态度十分强硬，坚决反对撤销自治，并且大骂陈毅与蒙古王公们进行谈判的行为是干涉蒙古“内政”，信中还重申关于允许外蒙古自治的“恰克图协定”必须得到遵守。哲布尊丹巴对这封信也很重视，特派地位仅次于他自己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于11月1日到京。与第一封信相比，这封信的含义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强硬、规格也更高（送信人明显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但是这封信却并没有如第一封信一般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呢？很快嘉亨尊就得到了消息，10月29日，小徐同志挥师进入库伦，一切都晚了。所有的表态都已经被北洋政府当成了放屁，所有的文字都成了废话，这封态度强硬的“马后炮”，也成了北洋官僚们眼中的笑柄。分裂的信念，在隆隆疾驶的军车前，被压了个粉碎。（注4））
小徐同志于10月29日抵达库伦后，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蒙古人的问题，而是先要处理自己这一方面的事务——北洋政府是一个复杂的官僚、军阀的混合体，其内部有很多利益纠纷根本无法理顺，小徐要耗费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初的三天小徐一直在处理与陈毅合作的事情，但陈毅的态度却是非常不合作的，不论小徐问什么，他总是在那里支支吾吾的东拉西扯，不愿意把具体情况告诉小徐，竟然连《六十三条》的文本都还是小徐出发前从北京外交部借的，不知是不是小徐有先见之明，猜到了陈毅肯定不会给他看，所以提前找老徐同志特批了一份。原来陈毅认为自己已经谈出了一个《六十三条》来，那么外蒙撤销自治必然是指日可待，这大大的功劳肯定是没跑的，弄不好将来还能搞到一顶“民族英雄”的头衔戴一戴。现在小徐来了，分明是想抢功劳，陈毅自然很不高兴，他要是能和小徐合作才怪。
其实小徐的大后方北京对他也不支持，他的皖系同门小靳同志（靳云鹏）最近升官了，成为新鲜出炉的国务总理（准确的来说只是已经内定他当总理了，真正就职是在11月5日，在此之前的身份名义上还是陆军总长），这是老段同志曾经坐过的位子，绝对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虽然小靳同志已经身居高位，但是他完全不顾组织的集体利益，跟小徐怎么都捏不到一起。比如小徐10月23日动身去蒙古，小靳在20日那天就提前发电报告诉陈毅小徐到蒙古去也就算是抚视军队，对于外蒙问题并无直接任务，这件事情由他靳大总理作主，仍交由陈毅同志说了算。陈毅收到这样一封电报，没有理由不和小徐掰掰手腕了。
所以小徐同志这几天除了钻研《六十三条》的内容外，基本上也就没啥事可做了。不过成果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小徐很快发现陈毅处理外蒙撤治案根本抓不住重点，搞出来的什么《六十三条》纯属垃圾，所以他在发给北京的电报中对于《六十三条》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西北筹边使公署所有副使开一次会议后再做决定。但是小徐同志的要求全部被小靳同志给否决了，作为中华民国名义上的第二号大领导，他下令让小徐不要乱插手，在蒙古公费旅游一下也就是了，该干嘛干嘛去，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交由陈毅同志去办理了。
小靳同志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小徐立功了，他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小靳同志刚当上了国务总理，新官上任，火气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很有领导威风。
不过人一得意就容易忘乎所以，小靳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忘了小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在小徐的眼中从来就没有把小靳当作过领导来看待。你不是国务总理吗？好像是很大的领导啊。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前后四位中华民国大总统，各个都曾经被小徐给气的个半死，你一个小小的国务总理（貌似得加一个“准”字，毕竟离正式上任尚差了四天），好像还真算不上是什么领导，所以小靳的命令对于小徐来说根本就是废纸一张，你越不让他管蒙古的事情，他就偏要管，而且要一管到底。
注4：其实第一个进兵外蒙的人并不是徐树铮，而是陈毅。陈毅这个库伦都护使也并不是光杆司令，他是带着一团北洋军到外蒙的。要不然就凭他老兄在库伦成天跟没权的王公们在一起厮混，讨论如何从掌权的喇嘛们手中帮王公抢权的事情，不被人乱刀砍死才怪。不过陈毅这人没有魄力，他做的官是库伦都护使，他的那一团人马却驻扎在买卖城，兵进库伦这种事，也只有小徐才能干得出来。
虽然小徐同志已经下定了决心要一管到底，但毕竟各方面对他都不配合，他的工作也不好开展。于是他就决定先慢慢来，把手下人都派出去四处活动。而他自己则什么事也不做，喔，不对，不是啥事也不做，其实小徐同志开始专心学习外语了——10月31日，小徐请来一个蒙语翻译，向他拜师学习蒙古语。并且吩咐身边的人，在他学习蒙古语的时候，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否则他概不会客。小徐这是想干什么？难道是要临时抱佛脚——现学蒙古语，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要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门外语，那可真是没有天理了，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您接着往后看就可以了。
小徐闭门学外语当然不可能就如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花了七天时间、跑了两千多里路就为了来学习蒙古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其实是小徐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已经了解了现状，当然这和陈毅没有什么关系，是小徐自己观察得来的。在小徐看来，外蒙古的王公们早就彻底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跟他们谈任何东西谈出来的都是扯淡，毫无实际意义。至于像陈毅《六十三条》那样国家什么也没捞着，只是帮助王公从喇嘛手中抢权的行为，在小徐看来，只有吃饱了撑的人才会这么做，所以彻底粉碎喇嘛们的“蒙独”理念，尽可能多的将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才是正道。闭门谢客就是不想跟那些妄图来凑近乎的王公们搅在一起，同时又能给掌握政权的喇嘛们一个可以接触的信号。
11月6日那天，小徐到达库伦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哲布尊丹巴终于决定见一见小徐同志。乃于官邸中设宴款待，小徐遂携大批随员欣然前往赴宴，只是这个“随员”人数似乎过于多了一些，把哲布尊丹巴的佛爷府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的，虽然没能吓着哲布尊丹巴，但是把外蒙自治政府中的一干大员们给吓的不轻，大家一致公认，小徐同志爱好挥“棒子”。
这次宴会其实是一次接风宴——迟了一个多星期的接风宴——因为不情不愿所以导致迟了一个多星期的接风宴。这样的宴会气氛自然不会很热烈，小徐同志旁边的翻译官闭着眼睛都能把那些没有半点实际内容的客套废话翻出来。有朋友可能会说了，小徐不是在恶补蒙古语吗？怎么还要通过翻译。那么您不妨伸出双手，掰着手指好好数一数，从10月31日到11月6日，小徐同志总共才学了7天蒙古语，肯定是派不上用场的。既然派不上用场，那小徐学它做甚，先别急，后面会说到。
这个世界上不论多么痛恨小徐同志的人，也都不得不承认小徐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所谓小徐这厮虽可恨，然颇有才具云云——当时的北洋人物在费了半天吐沫星子咒骂完小徐后，大抵都要补上这么一句话作为结尾，可见小徐同志还是很有些道行的，至少看问题眼光就非常准。在这次“白开水”宴会上，小徐同志就发现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哲布尊丹巴有一个弟媳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蒙古小美人，这个小美人是当时库伦城内相当活跃的一个政治人物，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为啥？因为她可以对活佛哲布尊丹巴施加极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吹那个什么风。鸥这里语焉不详的，到底吹的是什么风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鸥知道哲布尊丹巴老同志虽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是对失足女青年的“关怀”问题还是抓的比较紧的，经常“加夜班”搞妇女工作，所以活佛殿下和他弟媳妇之间的关系如果进行深入探讨的话，十分容易走向限制级，还是不说为好。
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小徐同志作为一名“海归精英”，竟然也对哲布尊丹巴和他弟媳妇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和鸥类似的不高尚的判断，真是让我无话可说。这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突然出现在了小徐的眼前，原来西北筹边使公署的总务厅厅长王荫泰此次也随行来到了库伦。因为是管总务工作的，自然和蒙古人的接触就比较多，其中就包括那位蒙古小美人——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妇。当时的王荫泰年纪轻轻就已经官居厅长高位，再加上人也长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材，所谓英雄爱美女、美女爱帅哥，这二位一不小心就在短短的几天里谱出了一曲罗曼蒂克来。但是这浪漫的一幕被小徐插了一下手，立刻就变了味道。本来是好端端的精神之恋，小徐这个家伙不知是怎么搞的，多少年的圣贤书都是白读了，他的想法不仅不高尚，而且可以称之为下作了。
按照小徐同志的指示，小王同志未来几天的日子过的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奉令泡妞——泡妞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泡妞，而且可以公款泡妞、实报实销。天哪！这么有前途的一份工作为什么没有落到我的头上，呜呜……不过小徐也是交待了任务的，嗯？任务？什么任务？那就是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什么才叫实质性进展呢？这还不简单，您只要估计一下小徐那个肮脏的脑袋里能鼓捣出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不就想明白了嘛。这也叫任务？天哪！实在是没有天理了，呜呜……
小徐的眼光还是很准的，王小帅哥的能力那也不是盖的，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向小美人吹那个什么风的任务。依小徐的下作方案的第二步，下面的吹风任务就要由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的小美人来完成了。（我依稀觉得小徐这一招有些王允“连环计”的味道，只是把美人计换成了美男计，但是又似乎不完全相像）
其实小徐同志这一个星期虽然一直在认真的学习蒙古语，但是他已经把很多工作布置出去了。不仅仅是王荫泰的“吹风行动”，褚其祥旅长也在不停的调兵遣将，在买卖城至库伦之间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占领了两地间所有的军事要点，完成了对外蒙古的军事控制，“胡萝卜”与“大棒”交替使用，手段颇为高明。还是用小徐发给北京的电报来总结他这一星期工作的成效吧——王公之赞允撤治，名为情殷内向，实与喇嘛争权，事成权归王公，政府无大便利……树铮察知此情，擒贼应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示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
（补述一下小王同志的一些情况：王荫泰同志曾经留学日本，学的是音乐，就读于东京第一音乐学校，学成之后又去德国继续深造，入柏林大学攻读，以上经历证明其绝对属于真正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如果能够为国家所用那该有多好。可惜小王同志后来一时想不开，要去当什么“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精英人士”，所以王“精英”在1937年时也顺理成章的选择了一份十分适合“精英人士”的工作，并因此于1947年“光荣”地“殉职”。
小徐同志在库伦的第二周过的那就更加滋润了，除了继续学习蒙古语外，连体育运动也没有落下。他派兵在库伦专门修建了蒙古历史上第一座网球场（貌似这应该算作蒙古的一项国家纪录了），时不时的就带着些随员到那里运动一下，一副成天无所事事的模样。他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可外蒙的各方面都摸不透小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自然是心急火燎一般。但是小徐偏偏还要继续折腾他们脆弱的神经，不是今天派褚其祥搞个什么阅兵式，就是明天又派小褚同志组织一次军事演习，而且每次都邀请蒙古自治政府的大员们前往“观摩”。白脸乎？红脸乎？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蒙古大员们实在是想不清楚，想不清楚问题就比较容易产生急躁情绪，结果是越急心中就越没有底，已经接近抓狂的边缘了。
到了11月10日，小徐同志最后一次和陈毅谈论蒙古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陈毅只是抱定他的《六十三条》，跟小徐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去。比如他认为小徐不应该光吓唬喇嘛们，应该对他们来点真格的，这样他们才会把权力交到王公们的手上，而且还认为小徐是不是跟蒙古王公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一点也不肯帮他们一把云云。小徐对陈毅的态度自然是相当的不满，而且在第二天，已经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小靳同志又发来训令，要小徐少管闲事。那么小徐会如何应对呢？——他派兵负责“保卫”陈毅同志的“安全”，再也不去听他扯淡，从此在外蒙古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陈都护使没有半点关系了。
11月12日晚，离上一次见面刚好过去六天，哲布尊丹巴活佛又一次邀请小徐同志赴宴。小徐这次没有去，理由也非常恶搞，竟然说活佛的请柬格式写的不对。活佛那边弄的是莫名其妙，于是派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亲自来请。小徐这一回在巴特玛的面前大放哲布尊丹巴的坏水，并且还说了些老家伙年纪也是一大把了，晚上还要坚持搞妇女工作，就凭那小身板，估计离翘辫子的日子也已经不远，有些问题真应该好好想一想的话。还说就算他老哲脾气倔，不愿意为自己着想，可也要为整个黄教的前途想一想吧，要不然哪天军事演习的时候出了个什么误射什么的可就对不住了。这一番话说的是相当难听的，巴特玛的脸皮就算再厚也无法一直听下去了，只好告辞离去。其实小徐的话就是说给他听的，因为哲布尊丹巴的地位虽然尊崇，但是他的能力却比较糟糕，其地位来自于活佛的身份而非能力的高低。虽然他掌握着最高权力，但却总要听别人的意见才能行使手中的权力。小徐已经通过王小帅哥去操作“吹风行动”来影响活佛了，那么在蒙古自治政府中最为活佛所信任的四位大员——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棍布，这四个全是手掌重权的实力派大喇嘛，通过这些人来影响活佛的行动就由小徐来亲自操作了。小徐由观察结果判断巴特玛这个人挺聪明的，而且也是黄教中一个很有“理想”的大喇嘛，同时又十分的识时务，所以突破口首先就选择了他，并且有了劝其要为整个黄教前途着想的说法。
11月14日，小徐同志开始了他到达库伦后的第一次正式工作会谈，谈判对象就是巴特玛多尔济，不过这一次小徐的身边没有带翻译，他居然直接使用蒙语和对方交谈，其时正好学了两个星期而已。区区两个星期的外语学习，就已经达到了可以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度，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类人被称作天才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毫无心理准备的巴特玛也着实给小徐吓得不轻。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小徐不是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学会蒙古语吗？其实应该说小徐学习蒙古语不是为了学一些诸如“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简单的口语，他突击学习蒙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谈判时能够用上。如果当时在宴会上卖弄几句“你好我好大家好”什么的，能起到什么政治作用吗？而且这样的小丑行为也一点不符合小徐同志的个性。反倒是在已经熟练掌握了蒙语后于谈判时突然使用，一可以消除翻译环节可能带来的差错，更好的将自己的观点传达给蒙古方面；二则是其“老毛病”又发作了，再次使用心理战术吓唬人。
鸥在前文中不是说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想掌握一门外语，真是没有天理的吗？我当然没有说错，谁能在半个月内熟练掌握一门从未深入接触过的外语？至于小徐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只能说他实在不应该被算作一个正常人来统计，不然就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小徐在这次正式会谈中说的内容和前一天晚上他与巴特玛多尔济说的意思差不多，先是对活佛的一些爵位安排发表了一下意见，在对此早就心怀不满的巴特玛面前狠狠的挑拨了一番；然后又谈到了黄教的前途，着重指出按照活佛的搞法，黄教迟早要玩完，所以凡是爱教之人，必不能这样眼睁睁的看着黄教走向衰亡，一定会站出来扭转这一局面的；嗯，有些问题不好解决，这个嘛，西北边防军的问题更不好解决，大兵们可不是吃素的，老是这么拖着是很容易出状况的，比如说走火啊、误炸啊什么的，可要好好考虑清楚啊；最后话题自然要回到“利”字上来，小徐当场拍板，事成后保证巴特玛可以被册封王爵，他和他的弟弟还可以在西北筹边公使署再支一份薪水。
听着小徐用比较流利的蒙古语一套接一套的忽悠，一会儿是挑拨，一会儿又是大道理，没说几句好话恐吓的大棒就再次被举起，最后居然又很亲切的来了个金票大大的有，简直是开了个水陆道场，什么声都有，巴特玛多尔济彻底被折腾得晕菜了，立马赶回去按照小徐的意思给哲布尊丹巴“开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事后小徐发给老徐的电报中所述，他当时正坐在屋里想心思呢。想些什么？想哲布尊丹巴要还是不答应怎么办。直接把他抓起来？把活佛最信任的四个权臣抓起来吓唬一番？总的来说，在11月15日这一天的清晨，小徐同志在招数使完后又没辙了。
不过天佑中华，已经没辙的小徐等来了巴特玛。在巴特玛负责前半夜，弟媳妇负责后半夜的连续公关下，哲布尊丹巴终于认输，决定外蒙取消自治、回归中华。至于先前为什么没有主动回归祖国大家庭，那都是陈毅这个坏蛋瞎搞造成的（可怜的陈都护使啊，这顶屎盆子是被扣定了）。
双方对削减喇嘛权力这一点达成了共识，虽说一万个不情愿，但小徐有枪杆子撑腰，理由自然很充分，这一条就没必要再议了。至于喇嘛们的权力被剥夺多少？还能剩下多少？这些问题不太好谈，小徐同志提议，先把方针定下来，具体细节可以以后慢慢谈。巴特玛对此有些犹豫，小徐立马就换了副面孔，叫嚣着要把哲布尊丹巴抓进班房，并且让他巴特玛多尔济陪坐。巴特玛被吓得不轻，赶紧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两天之内就必定会有正式的答复。
巴特玛这次的保证还是很有信用的，两天后的11月17日，外蒙古自治政府准备了两份自愿取消自治呈文送给库伦都护使陈毅和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请求代转呈中国中央政府。呈文中声明自前清康熙朝以来，蒙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其后的那些变故，都是老毛子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是离家的孩子想回家了，所以自愿将老袁签的那些个条约全部作废，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绝对是出于自愿，发自内心的自愿，肯定不是被逼的。（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前文中提到的小徐叫喊着要把人家全部抓起来的场景，看来巴特玛这个人真是相当的“知趣”）
11月20日，大功告成的小徐同志在库伦大宴宾客，酒足饭饱后还安排了话剧演出，并且一反前时风格，大搞亲民政策，下令撤去卫兵，无论汉蒙商民，贵贱贫富，都可以随便进入剧场中和达官贵人们一起看演出，此时的小徐和先前的那个嚣张跋扈的徐筹边使可真不像是同一个人。第二天，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光辉一页的小徐同志乘车返回北京，此时距离他10月29日到达库伦的时间，不过才区区22天，就收复了一片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中华民族还是十分虚弱的年代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壮举。11月22日，小徐同志正在返回北京的路程中，老徐同志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政府的请愿。
小徐同志于11月24日回到北京后，当日就向孙中山发电报通报了此次收复外蒙的经过，孙回电祝贺小徐取得的成就，把他比作陈汤、班超、傅介子一般的人物，当时国民党内有些人对于孙中山如此夸赞一个北洋人物表示了不满，孙在批复中说他认为小徐的功劳其实在傅介子、陈汤之上，公论不可没。可以说，小徐同志这一回做的事情是没人敢骂他，只有夸奖的份了。
11月30日，因为小徐这一次的折腾实在是动静太大了，所以国务院会议决定裁撤库伦都护使署，调都护使陈毅为豫威将军（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没什么用的虚衔，依北洋惯例，封号为“X武将军”的才是真正有地有兵的实权人物，“X威将军”们大多只有在陆军部领工资的份），外蒙事务交由西北筹边使署全权处理。小靳总理虽然极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毕竟小徐这一回实在是太拉风了，他惹不起。另外一位同样惹不起小徐的人看着小徐如此风光，心中那叫一个酸啊，不知呷了多少干醋。这位老兄就是少帅他爹张作霖张大帅，老张想来儿时也是做过为国立功的青春梦的，如今干瞧着不免眼红，但是又无可奈何，自己总不能学小徐一般率兵收复大连、旅顺吧，只好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忘了说了，小徐的故乡萧县排第一位的特产就是葡萄，又大又红又甜），向北京政府保举自己手下的孙烈臣为东北筹边公使署公使，以示小徐这个西北筹边使没有他官大，也算是阿Q了一回。
12月1日北京政府明令派徐树铮督办外蒙事宜，第二天又特派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副使为恩华、李垣。小徐在北京休整了两个星期后，12月15日老段同志率领高级军官百余人在保和殿举行欢送大会。16日老徐同志在怀仁堂正式召见小徐，命他携带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
12月27日，小徐同志作为西北筹边使兼册封专使抵达库伦。这一次来和上一次的摩托化大进军可不相同，这次来蒙肩负着册封的重任，当然最重要的职责是在未来的时间里给哲布尊丹巴当“太上皇”。参考一下老麦同志给裕仁当“太上皇”当得那叫一个爽，小徐这一次的地位其实也差不多——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瞧这气派，搞得跟解放军的进城式大有一拼了。
小徐之前读过四书五经、考过秀才，留学东洋、做过“海龟”，当兵一直当到陆军部次长，混公务员一直混到国务院秘书长，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但有一种官职小徐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担任过，那就是担当一方封疆大吏。这一次是小徐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主政地方，做的嘛，居然又是相当的不错——他下令设立边蒙银行，发行钞票，同时采取措施打击奸商，想方设法的促进外蒙的经济发展。并且还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组织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的地下资源，他特意从德国聘请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勘探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
上面说到小徐同志采取措施打击奸商，这个可就跟山西商人有一些关系了。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商人做生意讲究一个稳准狠，认定利字当头，其他的都不重要，钱在大家的眼里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可是在山西商人的眼中那只是商品的一种，而商品是用来买卖的，通过买卖商品才能转化为利润，所以晋商们最成功的买卖就是开钱庄，而且曾经玩得相当不错，据说汇票就是山西钱庄发明的，后来被约翰牛们偷学去了。此说真假本人不知，待考，但是山西商人在对付别人兜里的钱的问题上确实是能够出一些奇招、大搞创新之举——比如今天您要买房、买车，可现在房价那么贵，除非您富的可以拿钞票砸死开发商，否则在这些大宗不动产的购置过程中，您肯定会贷款，即所谓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可是从上世纪末才逐渐普及的一种消费方式，即使在号称最早出现的美国也没有早过八十年代，称之为“新颖”当没有多少人反对。其实这种招数一点也不新，如果你有幸能回到1920年初的外蒙，你就会发现山西商人早已经在外蒙全面推广了一种“借记消费”的消费方式，即采用允许赊账的方式来引诱蒙人购物，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借记消费），规定一个时间归还（借记消费一般都是有还款期的，到时银行的帐单就会寄给你），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借记方式对消费的刺激）。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给晋商随便绕几下就彻底的绕进去了，想一想也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就任由他们把羊牵去。——虽说四成利是高了点，但借记消费肯定是要付利息的，这在今天是天经地义、人尽皆知的道理，您如果把这些晋商的做法和今天任何一位“合法商人”比上一比就会发现，这他XX的也叫奸商？实在是没有天理了。问题是小徐他不懂啊，那时也不比现在，有“经济学家”跳出来给他启发——比如扩大内需啊什么的，因此小徐虽然读过很多书，但经济方面的知识却是没有学过的，所以这个由晋商创造的人类商业史上的“创举”在仅仅得到了小范围的推广后就被小徐同志以“暴政”的形式给中止了，并且在后来又被扬基们给偷学去了。
小徐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一百头羊需要喂养，在赊账期间内蒙古人已经替晋商承担了喂养费用，现在还要再增加四十头羊的利息，实在是太欺负蒙古人。因此小徐下令严禁蒙古人在购物时赊账，同时对山西商人的“借记消费”的方式进行打击，即使蒙古人因急需且当时确实无法支付，不得不赊账，在偿还期到期时也不许贸易的双方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作为利息。商人们纵然十分的不满，但估摸着小徐这个家伙杀北洋大员陆建章就跟玩儿似的，（陆的内侄女婿就是冯玉祥，冯后来就是以为陆报仇作借口杀掉了小徐的）自己的脑壳没道理比陆建章的更硬，也就只好认栽了，一个好端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这样被小徐给毁掉了。
小徐同志第二次去蒙古，原本是准备常住的，好好的大干一番。但国内的形势发展对皖系越来越不利，原先的盟友奉系的态度已经改变，转而支持直系，新交的盟友孙中山在当时比一个空壳强不了多少，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相当的弱小，根本帮不上忙，吴佩孚率领着以北洋第三师为主的直军战斗力最强的五个旅开始从两湖北返，准备和老段摊牌了，虽然老段同志下令各部拦截，但皖系部署在两湖的兵马就和后世的汤司令抗日有一拼，纷纷“胜利转进”，给老吴让道。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小徐作为皖系的第一干将、老段同志最“亲”的亲信，肯定不能在外蒙继续待下去了，于是小徐同志第二次离开了蒙古，并且再也没能够回去。（亲如兄弟、亲如父子等词语常被用来形容一些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些词用在小徐和老段的身上却并不合适，他们俩是亲如一人——小徐就是老段、老段就是小徐）
小徐同志回到北京以后没有多久，直皖战争就开打了。貌似强大的皖系，就像一堵腐朽的高墙，被轻轻一推即轰然倒塌（皖系虽然开战没几天就战败了，但小徐本身打的不错，东线直军一度被他指挥的西北边防军打得溃不成军）。小徐在战后遭到了通缉，直系给他列出的诸多罪名中竟然有一条是卖国求荣，可见这个世界真是十分的有意思。所谓卖国其实就是骂小徐跟日本人有勾搭，是小鬼子的汉奸走狗。小徐到底是不是日本走狗，我不多说了，仅举一个事例——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正式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列中来，德国在亚洲有两块领地——青岛和俾斯麦群岛，就在日本即将进攻青岛前，北洋政府的特务探听到了这个消息，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小徐同志立刻调集了几十车皮的军火秘密供应处于劣势一方的德军，具体操办此事的人对于一贯“亲日”的小徐居然会使出这么一招来十分不解，问道于小徐，小徐就此事谈了两点：一、对中国野心最大的国家是日本；二、中日将来必战。看来小徐的脑袋瓜子清醒着呢，呵呵。
西北边防军除第二旅以外在战后全部被裁撤，这支皖系孤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守塞外，日子过的非常艰苦。当时掌握北洋政权的直系正是从皖系手中夺来的权力，他们对皖系残兵的态度是巴不得其早点玩完，所以第二旅是要饷没饷、要粮缺粮，已经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于是逃亡行为也就无可避免的在队伍中蔓延开来，没办法，自古就有皇帝不差饿兵的说法，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如今却让大家在外蒙苦寒之地喝西北风，绝大多数人都是受不了的。等到1921年白俄下级军官恩琴率领他直属的哥萨克骑兵兵临库伦城下时，第二旅的实际人数已不足三千，这支曾经的摩托化雄师未战即溃，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一边退守买卖城、一边向北京求救，至于远戍乌里雅苏台和唐鲁乌梁海等地的小部队和派驻的汉族地方官员，能活着回来的百中无一。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恩琴不是下级军官吗？他攻库伦能带多少人呢？多着呢，离二百不远了。
西北边防军就在这区区二百哥萨克的面前不战而逃，可以看出士气、斗志等等一切都已经与这支饥饿的军队无关了。恩琴入蒙给了苏联一个天赐良机，紧跟着哥萨克们的步伐，伊里奇同志的苏联红军远东第五集团军以剿灭白俄的名义也大举侵入了外蒙，恩琴的力量连苏军的一个营都未必能挡得住，何况是整整一个集团军，后来苏联和蒙古编的历史书中，此战被称为“蒙古人民解放战争”，内容描写的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其实看看恩琴手中的兵力就能知道，比乌龙山剿匪记的规模还要小些呢。蒙古王公们的门槛一向都是很精的，先前看恩琴光靠吓就能把西北边防军给吓跑，立刻就有一个王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恩琴的床上，可惜恩琴新郎官还没能做几天，他的小部队就被红军吃掉了，“余部”也被刚混熟的岳父大人全歼，恩琴本人被执送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蒙古人此战所动用兵力为——壮汉若干。
恩琴打完了，伟大的苏联红军是不是应该撤了？不，你没看见已经改成“蒙古人民解放战争”了吗？买卖城还驻扎着中国兵呢，革命导师是学唯物主义出身的，这种地缘政治方面的现实问题他能看不清吗？于是“蒙古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仗开打了，西北边防军再次向北京求援，直系的曹琨、吴佩孚没有向外蒙派出一个救兵，他们只是发了一份“抗议”，潜台词就是外蒙你要割去就割去吧，但让我签条约同意被割则坚决不干（这一壮举后来被蒋委员长实现了），随后又“建议”张作霖出兵收复外蒙。张作霖自然不会把自己的部队派出去和老毛子死磕，让直系借刀杀人，所以奉军只是对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王公们加强了管束，防止他们倒向外蒙，并没有采取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孤立无援的西北边防军最终没有守住买卖城，终致全军覆没，从此以后，再无一支中国军队踏足外蒙的土地，那片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不再属于中国。但是今天如果你登录联合国网站，可以找到一段关于蒙古历史的介绍，是由蒙古政府提供的，其中有这么一句——1919年，中国将军徐树铮入侵，蒙古取消自治。小徐同志的贡献是他让外蒙独立的过程出现了反复，这种反复将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用的借口，他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一点点地希望。（注5）（全文完）
注5：买卖城失守后，城内的守军与汉族民众大约有万余人被俘，这些人被羁押了很长时间，直到1924年后才陆续释放，但是在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闭关，切断了与内地的联系，这些汉族人再也回不了家乡，就变成华侨，绝大部分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其中有一些西北边防军的士兵由于贫困，娶不起妻子，只有几个人与一个女子同居，大部分人住在色楞格河谷地靠种植当年小徐引进的天津大白菜为生。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政府排华的政策，他们无法融入蒙古社会，生活虽可维持，但政治地位低下。二十余年的闭关，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很少了解。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乘汽车沿着小徐当年走过的路穿越大漠，因为长期闭关，导致道路荒废，到乌兰巴托足足走了一个多礼拜，比小徐30年前7天到达的速度要慢上许多；建馆后通知华侨来办理护照，这些前西北边防军的官兵们还以为国内依旧是北洋掌权，见到大使，打千行礼，口称领事。由于外蒙地广人稀，交通、通讯都十分不方便，所以批量办理护照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来办理护照的人依然是打千行礼，向“长官”和“领事大人”问好。至于“伟大”的苏联红军，他们则留了下来，住进了西北边防军曾经驻扎过的乌兰花（红城军营），并且一住就是六十多年。
最后还是再加一段，算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吧。本文的参考资料主要来自于台湾人写的几本书，成书时间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方面的书说到这一段历史时大多语焉不详，比如我翻遍《政协文丛》中关于这一时期的所有回忆录，发现对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的事迹是只字未提，我估计不好意思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毕竟承认外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土八路一向具备知耻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中国获得了新生，并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不过小徐同志一不小心给立下了一个标杆，而且这个标杆的位置也实在是太高了些，土八路们恐怕真的是没信心超越他了，所以在这方面就比较气短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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